解放戰爭以后，大批被俘虜的國民黨將領都被關到了功德林監獄，其中包括黃維、王耀武、杜聿明等人。

本著人道主義原則，這些將領雖然被關押起來，但在監獄里的生活條件卻并不差。

1959年，第一批戰犯被釋放出獄，隨后大部分人也被分幾批陸續釋放。

在所有被關押的八個黃埔一期生中，就有七人被陸續釋放，只有一人被處決。

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位于北京西城區德勝門外的功德林路，因此才有了這個名字。

在前清的時候，這里本來是一座寺廟，后來是一位山西巡撫上書光緒皇帝，請求在各省開辦罪犯習藝所，讓那些犯下罪行的人也能做些事情，督促其改過自新，也能學個一技之長，對他們重新走上社會有幫助。

當光緒皇帝聽到這個建議后，覺得可行，于是立馬下詔籌辦。

1905年的初夏，清政府在北京德勝門選定了地址，將寺廟改造成了京師習藝所，這是中國第一個勞改所，對于我國的罪犯管理事業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變革。

后來清政府覆滅，北洋政府將功德林監獄沿襲了下來，并將其改稱“京師第二監獄”。

值得一提的是，民國初期的司法總長就是大家熟知的梁啟超，功德林監獄就歸他管轄。

后來，司法總長換成了羅文干，他以日式監獄為模板，對功德林監獄進行了全面的改造，使其具備了近現代監獄的模樣。

等到新的民國成立，功德林監獄關進了很多“犯人”，其中就有中國共產黨的先驅人物李大釗，而李大釗同志最后也是在這座監獄里被送上了絞刑架，一代英豪就此殞命宵小之手。

而除了李大釗同志之外，還有多達七八百人的革命黨人被關押在這里，一直處于囚禁之中。

當日本人攻破華北大門的時候，北京的國民政府官員準備撒腿跑路，但他們逃跑之前還不忘監獄里的犯人，要把他們全部處決。

幸運的是，周總理在獲知情報后，以平西游擊隊為主要營救力量，對已經處于混亂中的功德林監獄進行了突襲，救出了所有同志，使他們免遭毒手。

時過境遷，國民黨的那些將領怎么也不會想到，他們用來關押和處置共產黨人的修羅場，最后也會成為他們囚身籠。

解放戰爭后，大批被俘虜的國民黨軍官被關到了功德林監獄，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邱行湘、陳長捷、楊伯濤等二百多人。而在這兩百多人中，又有不少人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的。

對于黃埔軍校大家都不陌生，從建校到北伐，黃埔軍校一共培養了四期4981人，其中一期就有645人，這些人組成的革命軍在統一廣東與北伐的戰場上立下過汗馬功勞。

在黃埔一期的學生中，很多人的名字大眾都耳熟能詳。

加入國民黨陣營的有宋希濂、陳明仁、胡宗南、孫元良、賀衷寒等，加入共產黨陣營的有蔣先云、左權、徐向前、陳賡等。

而在這一期的六百多人里，一共有八人被解放軍俘虜并關到了功德林監獄，他們分別是曾擴情、周振強、李仙洲、范漢杰、宋希濂、杜聿明、黃維和鄧子超。

這么多同學故舊齊刷刷關到了功德林，還傳出不少笑談。

據說王耀武在看到這么多老同學一起被關到同一個監獄里，就自嘲道：“這么多黃埔同學都來了，南京國防部開會都沒來這么齊過。”

而在不久后，陳賡大將要來監獄里探監，畢竟這里關著的人里有不少是他以前的老同學，當時的場景更是有趣。

陳賡對獄警說自己是來看黃埔同學的，讓他們多帶幾個人過來，結果獄警告訴他：“黃埔軍校畢業的，我可以給你帶過來一個連！”

這句話說得陳賡既是樂呵又是感慨。隨后，旅長就和十幾個同學一起會了面，還給他們送了不少蘋果。

因為同學太多，為了買足夠的蘋果，陳賡把一個月的工資都花光了。

在往后的日子里，這些戰犯都在監獄里面改造，他們一開始都很擔驚受怕，覺得共產黨一定會把當初他們對待共黨人的手段在他們的身上也試驗一遍。

盡管我黨多次強調會優待俘虜，但他們卻并不相信。就比如王耀武，他還因此鬧了不少笑話。

比如他有一次在搬運過冬棉衣的時候，因為尿急去角落里“方便”，結果管倉庫的以為沒人了就把倉庫大門鎖了。

回去一點名，發現王耀武不在，管理人員這才返回倉庫找他，結果打開大門看到王耀武站在門口臉如土色，一幅魂不守舍的樣子。

后來人們才知道，王耀武以為是獄警故意把門鎖上的，以此來考驗他，這可把他嚇壞了。

還有一次，王耀武和邱行湘聊天，說自己最崇拜關公。

本來這就是閑著沒事說的無聊話，但王耀武第二天突然找到邱行湘，一再強調自己不崇拜關公，給邱行湘整得一頭霧水。

王耀武這才給他解釋：“關公身在曹營心在漢，我可不是這樣的人，我一心向黨，絕無二心！”可見，當時的王耀武對自己的前途確實充滿憂慮。

不僅如此，他還很擔心蔣介石對他的看法，因為他被俘虜后曾在廣播電臺里公開發表過談話，勸國民黨軍隊早日投降。

但做完這件事，他心里一直戰戰兢兢地，生怕蔣介石會因此對他恨之入骨。

有一次他打水的時候遇到剛被抓進來的國民黨中將文強，趕緊詢問蔣介石對他的看法，當文強告訴他蔣介石當時氣得把電臺都砸了的時候，嚇得他把水桶都扔進了井里。

國民黨戰敗，文強被俘，但他絲毫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反而是一個拒不認錯的死硬派。

當時解放軍攻克南京，眾人為了積極表現，準備寫詩慶賀，結果文強寫了一首“可憐玉石獅兒在，國府門前月不明”，王耀武在看見后嚇得趕緊勸他把詩撕掉，但文強根本不在意。

由此可見，在被抓的國民黨將領中，存在著王耀武這樣的積極改造派和文強這樣的死硬反抗派，但他們普遍都對自己的前景抱著一種悲觀情緒。

對于優待俘虜的政策，組織一直是在認真落實的。

就比方說杜聿明，他因為是蔣介石的死忠分子，在被抓后十分抗拒監獄的政策，對管理工作很不配合。

后來他患上了肺結核、胃潰瘍、脊柱炎和腎病后，悲觀至極的杜聿明一度想要自殺，但被監獄方面救了下來。

周總理在得知這些情況后，不僅指示要全力救治他，甚至從香港購買鏈霉素來給他治病。

為了治療他的脊柱炎，政府還花了很大的精力給他量身定制了石膏板，讓他能夠安然入睡。

要知道，杜聿明這些病并非是在監獄里落下的，而是早年就有，他曾向蔣介石請求去美國治病，但因為他在一次采訪中說的話惹怒了蔣介石，蔣介石愣是沒批準。

兩相對比，誰的心更真誠不言自明。

不僅如此，在飲食上國家也對他很照顧，他的伙食標準是所有人里最高的，每頓都是六菜一湯，偶爾還有雞鴨魚肉以及鮮牛奶。

與之相比，我們自己的監獄工作人員每頓吃的都還是窩窩頭。

因為杜聿明身體不好，監獄方面也就不讓他從事重體力勞動，基本每天就是干干種草的活，不想干也可以休息。

因為黨和國家的悉心照料，杜聿明的身體狀況不斷好轉，他對共產黨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

等到朝鮮戰爭爆發，尤其是戰爭取得順利進展的時候，一向態度冷淡的杜聿明甚至主動要求要給志愿軍做軍糧，當時供給戰場的炒面（也就是炒面粉）和被服，有一部分就是功德林服刑人員親手制作的。

據說在當時，知道是給志愿軍做炒面，就連態度最死硬的文強和黃維都來給大家打下手，杜聿明在掌管火候，黃維在一旁監督。

為了炒好面粉，這些人還把監獄配發給他們做零食的芝麻、花生、瓜子仁都放了進去，后來志愿軍后勤管理處特別表揚了功德林出產的炒面，說：“質量格外好，既脆又細，還沒有焦糊味。”

此時這些往日態度迥異的戰犯能一起合作，很多人是因為對志愿軍擊敗美軍這一壯舉的欽佩，畢竟剛開戰的時候，他們的一致意見是“美軍不可戰勝”，誰能想到十八國聯軍竟然被志愿軍打回了三八線，這極大地震撼了他們。

自朝鮮戰爭以后，很多此前態度強硬的戰犯心態也都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人開始積極配合改造工作。

據說范漢杰當初在監獄里，成天抱著一捆高等數學的書在看，說自己以后出去了要去大學當老師。

而廖耀湘也在鉆研馬克思主義，他甚至還把《哥達批判綱領》一字不落地背了下來。

即使是最頑固的黃維也買了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結果還因為廁急撕了幾頁書擦屁股被大家伙拉出來批評。

時間來到1959年，此時距離他們被關進功德林已經十年了，在建國十周年之際，毛主席決定特赦一批戰犯。

在新中國第一批特赦的三十二個戰犯中，九人來自功德林，杜聿明、曾擴情、宋希濂等黃埔一期生都在其列，再加上后來被周總理特意放進去的周振強，一共有四個黃埔一期生被釋放。

另外，王耀武也在此次特赦中重獲自由，對此，終于安下心來的他還特意寫了一副對聯：“早進來，晚進來，早晚都要進來。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會出去。”

其實，黃埔一期生中的范漢杰在監獄的表現也很好，但并沒有被放入第一批特赦名單。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考慮到當年蔡廷鍇和蔣光鼐策動福建事變的時候，范漢杰向蔣介石告了密，使得紅軍和閩軍聯合的企圖被破壞，蔡廷鍇和蔣光鼐也不得不流亡海外。

而在第一次特赦的時候，蔡廷鍇和蔣光鼐就是特赦負責人，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

當然，蔡蔣二人也不是為了報復他，也是周總理考慮到了特赦事宜要權衡利弊，不是簡單地放人，而要起到更大的宣傳作用，這也是為什么要特意加上周振強的原因，這樣可以更好地分化那些死硬派。

范漢杰也沒在監獄里待太久，第二年的特赦名單中，作為黃埔一期生的他和李仙洲就被釋放了出來，此時關在功德林的黃埔一期生就只有黃維了。

在這里可能大家就有疑問了，功德林的黃埔一期生一共有八個，之前放了六個，還有黃維和鄧子超沒有釋放，怎么就只剩下了黃維呢？那是因為鄧子超在1951年就被處決了。

說起鄧子超，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出生于江西石城縣，1924年秋進入黃埔軍校，被編入第六隊學習。

在畢業后，鄧子超也跟隨同門同學加入北伐軍，后來還參與了中原大戰，表現突出的他深受蔣介石賞識。

蔣介石用人，無非是三點：同鄉、黃埔嫡系、忠心，而這三條鄧子超滿足兩條，所以他很快就被蔣介石視為肱骨。

抗戰時期，鄧子超表現尤為亮眼，他率一個團的兵力在廬山保衛戰中作為薛岳和張發奎的掩護而阻擊日軍，多日血戰下來，以本部陣亡過半的代價成功掩護了主力部隊的撤退。

而在這一過程中，面對兩個旅團的日軍，他通過靈活運用戰術，以夜襲、截擊、固守的方式與日軍搏殺，擊斃數百日寇，取得了不小的戰果。

廬山保衛戰使鄧子超一戰成名，他的事跡被《中央日報》和《新華日報》大篇幅報道，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

這樣一個抗戰英雄，本來該有更大的作為，可惜他卻一直對蔣介石忠心不二。在解放戰爭期間，蔣介石再次對鄧子超委以重任，但鄧子超屢戰屢敗。

如果是尋常人，蔣介石早就將其革職了，但因為鄧子超是蔣介石的心腹，所以他不但沒有被免職，反而被繼續重用。

面對蔣介石的包容，鄧子超既是羞愧又是感動，于是對蔣介石表示：“誓死追隨校長！”

等到國民黨戰敗，鄧子超在贛州被捕，隨后被送到了功德林。

但入獄后的鄧子超比黃維、文強等人更甚，他完全不配合監獄管理，對改造活動十分抵制，多次自殺和自殘，甚至還要越獄，其行為已經威脅到了監獄工作的穩定開展。

面對這樣一個頑固的死硬分子，為了震懾這些冥頑不靈的老頑固，在1951年的時候，鄧子超在當年被處決。

等到1960年第二批特赦后，功德林就只剩下了黃維一個黃埔一期生。

至于黃維，他從踏進功德林的那一天起，就認準了一個死理：成王敗寇。

也就是說，黃維打心眼里就對戰敗的事實不服氣，他甚至認為擺開架勢再干一場他就能贏。

在這種心理作用下，黃維還挑起了功德林內唯一一場斗毆事件。

當時，監獄組織戰犯進行學習，內容是討論四大家族問題，當董益三講到“中國的銀行都屬于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時候，黃維冷笑著說了一句：“那現在的中國人民銀行也是毛澤東的。”

對于這樣陰陽怪氣的混賬話，董益三自然不能放過，于是要求他寫檢查，結果黃維又說：“龍游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這下，董益三火冒三丈，上來就給了黃維一個大耳光。

黃維心里的憋屈和憤懣全被這一耳光打出來了，自視甚高地他怎么可能容忍被董益三這個資歷軍銜都比他低的后輩教訓呢？于是兩人就打了起來。

這件事后，監獄方面要追責，黃維自知理虧，認為倒霉的肯定是自己，但沒想到監獄方面對先動手打人的董益三處罰更嚴厲，他對此也說：“共產黨還是講公平的。”

但盡管如此，黃維對共產黨還是不服氣，除了在抗美援朝期間他態度緩和過一段時間，其余時間他都和文強一樣打死不認錯。

當記者采訪黃維的時候，他居然還說：“自古以來，只有戰死沙場的烈士，絕無茍活于世的將軍，我為什么要投降？”

為了對抗改造政策，黃維甚至宣稱自己要研究“永動機”，還請在清華大學當老師的女兒給他指導。

盡管他女兒說這根本不符合物理定律，但黃維哪管這些，而監獄方面還真給黃維爭取了三千塊錢的經費。

最后，黃維自然啥也沒干成，反而成了監獄里一個茶余飯后的談資。

到1966年，政府已經先后六次特赦過戰犯，昔日的獄友一個個都從監獄離開了，唯有黃維等人還一直關在里面。黃維這一關，就是二十五年。

后來他也患上了肺結核，身體狀況越來越差，而組織就像當初對待杜聿明一樣給他治病，不僅從北京協和醫院請專家給他治病，甚至動用外匯為他購買進口藥。

為了給他補身體，國家還讓人給他送去了來自內蒙的黃羊肉，牛奶雞蛋更是沒斷過。

至此，黃維的心理防線才終于松動了，逐漸放下了他堅守了二十余年的頑固心理，開始配合改造工作。

1974年的十月，毛主席到長沙進行考察，在此期間他決定對最后一批戰犯進行釋放，而且是全部釋放。

但是，毛主席收到的報告中說，在押的293名戰犯中有13人是不符合釋放條件的。

但是，毛主席在當時說：“這批人已經關了二十五年，絕大數人已經過了五十歲。就算改造地不夠好，也已經是強弩之末。之前土地革命時期我們殺地主和惡霸，是因為老百姓害怕他們。現在都1974年了，地主惡霸早就已經消失了，還殺他們干什么？”

不僅如此，毛主席還指示說要好吃好喝地送他們出獄，每個人給一百塊錢，想留下來的我們歡迎，不想留下來的想去哪去哪。

于是，在1975年的第七次特赦中，功德林監獄為之一空，曾經的所有恩怨在這一刻都化為云煙飄散。

在出獄后，大部分戰犯的心態都轉變了過來，哪怕是最頑固的人也在此時終于迷途知返。

像黃維，他出獄后不僅在毛主席喪期為其守靈，還多次呼吁臺灣回歸祖國，以至于蔣介石大罵他是混蛋，還拆了他的雕像。

再比如文強，他也終于浪子回頭，開始為兩岸統一奔走，也算是為自己留下了最后的晚節。而至于功德林的其他人，基本都得以善終，以平和的方式度過了人生的最后歲月。

在很多時候，一個人的立場才是最重要的。被關在功德林的這些人，大部分都曾是青年俊才，然而，這些人卻在歷史的當口站在了蔣介石的一邊，甘愿為這一反動頭目效命，最終落得淪為階下囚的下場。

對于這些戰犯，我們的黨和國家已經極盡寬容，不僅沒有對他們酷刑以待，還給他們極其優厚的待遇。

盡力配合改造工作的，都很早就被釋放了，哪怕是頑固的那一批，也最終重獲自由。這是共產黨人心胸的體現，也是國家期盼和平歸一的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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