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中國成立10周年起，曾經犯下戰爭罪行的戰犯陸續被特赦。走出高墻后，他們的境況如何，這里就說一說他們中的10位。

《特赦1959》

1、李仙洲：“山東三李”中唯一善終者

李仙洲山東省德州市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中將軍銜，被俘前任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長官。

1947年的萊蕪戰役中，李仙洲所率7個師6萬余人被殲，李仙洲在他的指揮部附近被抓。

因為此時的李仙洲已經換上普通士兵服裝，腿上又有傷，解放軍軍醫確認他不適合被留下，于是就混在普通士兵中給放了，還領了路費。

就在此時，解放軍一位處長見有個七八歲的孩子在哭，一問才知他是李仙洲的馬夫收養的干兒子，馬夫已經不見蹤影。處長見那孩子沒了依靠甚是同情，就給了孩子一點餅干。

孩子高興了，順口說了句：“你們怎么把李司令也給放了？”

解放軍這才知道李仙洲逃跑了，忙組織追趕，終于在一個村子后追上了他。

李仙洲本人被俘后，先進入東北戰犯管理所，后轉到北京功德林戰俘管理所學習改造，1960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

此后，歷任山東省政協委員、民革山東省委員等職，民革中央委員會顧問、監委會常務委員，南京黃埔軍校同學會名譽會長。1988年10月22日在濟南逝世，終年94歲。

“山東三李”中的李延年去了臺灣。1950年，蔣介石追究他“平潭島撤退”的責任，被判11年徒刑。服刑出獄后窮困潦倒，憂郁成疾，1974年11月17日在臺北病逝，終年70歲。

“山東三李”中李玉堂曾經是“泰山軍”軍長，駐海南期間準備起義，但因故未能及時接到起義指示，解放軍卻已占領海南島，李玉堂后因叛徒出賣，1951年2月5日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李玉堂最終于1983年被山東省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2、范漢杰：一半骨灰在臺灣

他是廣東大埔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中將軍銜，被俘時為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

1948年9月，東北野戰軍主力共11個縱隊發起錦州戰役。蔣介石派飛機給他空投了一封信，詢問他是否撤至錦西以利突圍。而范漢杰卻復電蔣介石表示堅守錦州以吸引解放軍主力，期盼關內和沈陽援軍南北夾擊解圍。

范漢杰的幻想很快就被解放軍重磅的炮彈擊碎。10月初，范漢杰見大勢已去，乘著夜色，攜太太等人逃出城，翌日，在離錦州城東南20多里的一條小路上被解放軍俘獲。

1960年，范漢杰獲特赦，后任全國政協文史館專員。1964年任全國政協委員。1976年逝世，終年80歲。

鑒于其生前致力于祖國統一，范漢杰在海外的子女回到北京，將放在八寶山的骨灰取出一半，帶往臺灣安葬。

3、康澤：蔣介石心中內定的烈士樣板

他是四川安岳人，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中將軍銜。國民黨著名特工，三青團、復興社創始人之一。抗戰時期曾任國民黨中央執委，解放戰爭時期出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長官。

1948年7月2日，中原野戰軍發起襄樊戰役。康澤向遠在南京的蔣介石乞求援助，蔣介石復電要他“棄山守城，固守待援。”。

當解放軍攻打康澤司令部時，副官在司令部旁邊一條坑道里發現康澤正頭戴鋼盔，盤著雙腿，像老僧入定似地席地而坐。他和衛士將康澤扶起來送到中心碉堡的底層。

解放軍戰士端槍沖進碉堡底層時，只見康澤臥倒在地上，身軀右側被火藥燒傷，但傷勢不重，因戴著鋼盔，頭部未損。

康澤是蔣介石最欣賞的心腹，他理應是蔣介石心中內定的烈士樣板。1948年7月22日，蔣介石授意鄧文儀對外宣布其“業已殉難，壯烈成仁”，成為不大不小的笑話。

康澤作為復興社、三青團的兩個反動組織的發起人之一和實際頭目，了解的內情很多，他寫的認罪交代材料有3000多件，稿子堆起來足有5尺多高，被稱為“功德林里的材料庫”。

新中國給了康澤重新做人的機會。1961年，康澤被批準監外就醫，1963年4月，康澤被特赦釋放，后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1967年在北京病逝，終年63歲。

4、黃維：執著的科研狂

他是江西貴溪人，黃埔軍校一期畢業，中將軍銜，國民黨第12兵團司令。

1948年11月25日，黃維第12兵團被解放軍包圍在雙堆集，接到蔣介石突圍命令之后，他撇下大軍，乘坐一輛坦克帶著少量隨從逃竄，但不料坦克陷在了泥塘里，最終，黃維成為了解放軍的俘虜，第12兵團除副司令胡璉等人逃脫外，整個兵團徹底覆滅。

黃維被俘后，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剛到功德林時，黃維身患五種結核，經醫護人員歷經四年的精心治療和護理，病癥得到了根治。

但是黃維頑固地堅持其所謂的“正統”信仰，拒絕接受改造，不服輸。進入戰犯管理所之后，為了逃避“思想改造”，他瘋狂地投入了“永動機”科學研究之中，儼然一個執著的“科研狂”。

盡管這是個早就被全球科技界“槍斃”了的偽命題，為了幫助黃維改造，戰犯管理所還是給他創造了必要的實驗條件。

1975年，黃維作為最后一批戰犯被赦，之后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致力于軍史研究。1989年黃維在北京病逝，時年85歲。

5、杜聿明：躺在石膏“模具”里完成了改造

他是陜西省米脂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中將軍銜，被俘時任國民黨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二兵團司令官。

淮海戰役后期，杜聿明被解放軍包圍在陳官莊之后，解放軍圍而不打，發動了猛烈的政治攻勢。待杜聿明集團軍心瓦解之時，解放軍才發起了總攻。

杜聿明率部突圍時被解放軍俘虜，他自稱軍需官，企圖蒙混過關。但是作為第36號戰犯，杜聿明的相貌早被解放軍所熟識，杜聿明最終承認了自己的身份，成為解放軍在淮海戰役中俘虜的最高級別國民黨將領。

杜聿明被押送到戰犯管理所進行改造，在戰犯管理所醫務人員精心治療和護理下，他的幾種長年痼疾逐漸好轉。為治療他的脊椎毛病，使他能夠舒適地安眠入睡，醫務人員還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模具”，所以杜聿明后來說：“我是躺在模具里完成的改造。”

1959年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被釋放，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文史專員，還當選過人大代表。1981年5月7日，因患腎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歲。

6、宋希濂：中央日報指責其“甘為中共鷹犬”

他是湖南省湘鄉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中將軍銜。1949年2月1日，任湘鄂邊區綏靖司令部司令官兼第14兵團司令官、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川湘鄂黔邊區“最高決策委員會”主任委員。

11月初，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宋希濂所部先失荊門，繼而慘敗川東，率殘部向西昌方向逃奔，又被人民解放軍尾追截擊，于12月19日兵敗大渡河畔，他抽出手槍試圖自殺，被其警衛排長一把抓住，隨即被解放軍俘虜。

1959年12月4日，宋希濂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為功德林第一批戰犯被釋放出獄。老同學陳賡還專程到功德林去接宋希濂出獄。

1961年2月起，宋希濂歷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

1980年，赴美探親，在美國與久別的子女團聚，后定居美國。

晚年的宋希濂廣交朋友，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做了大量工作。因而臺灣《中央日報》謾罵其“甘為中共鷹犬”，宋希濂呵呵一笑，坦然處之。

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因患嚴重腎衰竭在紐約病逝，享年86歲。

7、文強：“世事傷多變，吾人故作癡”

他是湖南省長沙縣人，文天祥后人，黃埔四期畢業，中將軍銜，國民黨徐州前進指揮所副總參謀長。

1946年3月16日，戴笠墜機身亡，軍統內部逐漸分裂成鄭介民、毛人鳳、唐縱三派，精明能干的文強成了他們爭取的對象。他卻利用與程潛的同鄉關系，調任湖南綏靖公署第一處中將處長、辦公廳主任，如愿脫離了軍統。

淮海戰役期間，文強受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的邀請，去徐州任前進指揮所副總參謀長，在陳官莊圍殲戰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文強這個人比較復雜，他與不少中共上層人士沾親帶故，早年加入過共產黨，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但是以后脫離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軍統人員。

文強在戰犯管理所改造期間，思想頑固，拒寫悔過書。1975年，文強作為最后一批特赦戰犯被釋放，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職委員。2001，文強病逝，時年94歲。

8、邱行湘：外號“小蔣介石”，在功德林吃苦耐勞表現突出。

他是江蘇溧陽人，黃埔軍校第5期畢業，少將軍銜，1947年11月任青年軍整編第206師師長兼洛陽警備司令。

蔣介石沒有白看重他，邱行湘不論在任何時候總是堅定地說，要無限效忠蔣介石。他不但佩服蔣介石的才能，還在生活細節中效仿蔣介石。

蔣介石不嗜煙酒，他也煙酒不沾；蔣介石總是剃光頭，邱也決不蓄發；蔣介石走路時總是挺著腰，不茍言笑，他也很少露出笑臉；蔣介石喜歡披一件黑色大氅，邱行湘也特地做了兩件總是披在身上。久而久之，人們便稱其為“小蔣介石”。

1948年初春，洛陽戰役打響了。開戰之前，蔣介石派飛機將邱行湘接到南京，親自召見。

邱行湘對蔣介石保證：“除非天塌地陷，洛陽萬無一失！”

蔣介石非常滿意，當即加封邱行湘為洛陽警備司令。

1948年3月11日黃昏，解放軍發起總攻，邱行湘依然拼命頑抗，以待援軍。14日，陳賡下達總攻命令，邱行湘知道此時已是插翅難飛了，舉起手槍對準自己的心窩，卻被其副官和衛士強行奪下，沖進指揮所的解放軍戰士發現這個穿著士兵服裝、滿臉血污的老兵正是蔣介石的寵將、人稱“邱老虎”的邱行湘。

進入功德林后的邱行湘似乎換了個人，他吃苦耐勞，積極肯干，虛心接受改造，被稱為功德林改造得最好的戰犯。

1959年12月4日這天，邱行湘和杜聿明、王耀武、陳長捷等10名國民黨戰犯一起被特赦。邱行湘被特赦后擔任了江蘇省政協委員、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1996年12月8日在南京病逝。

9、徐遠舉：他沒能等到特赦

他是湖北大冶人，黃埔軍校7期畢業，少將軍銜，1948年任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兼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

徐遠舉1932年參加特務組織，1947年7月調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親自主持逮捕地下黨員多達13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被殺害，徐遠舉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勛章，并被任命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國民黨全面潰敗前，徐遠舉在重慶主持策劃一系列大屠殺、大破壞計劃。

重慶解放前夕逃往昆明，12月在昆明被云南盧漢起義部隊捕獲，后作為戰犯被押回重慶白公館關押，1956年轉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徐遠舉也盼望著有朝一日能被釋放，但一直沒有輪到他。

“文革”爆發后，停止了對在押戰犯的特赦，同時，“四人幫”為整倒一批老干部，把秦城監獄一幢樓騰出來囚禁老干部，把許多戰犯都送到撫順，留下軍統和中統10多名原特務人員，逼他們誣蔑好人、寫黑材料，但徐遠舉寧肯挨罵甚至挨打，也不亂咬人。

1973年冬，徐遠舉因勞動不合格而受到批評，脾氣暴躁的徐遠舉情緒激動大吵大鬧，當晚又用冷水沖澡，結果因腦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10、沈醉：從“戰犯”到起義將領

他是湖南湘潭人，中將軍銜，1947年出任國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長、國防部少將專員、云南專員公署主任、中將游擊司令。

沈醉長期服務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深得軍統長官戴笠的信任。在軍統局素以年紀小、資格老而著稱。

1949年12月9日被盧漢扣押，在此期間，沈醉幫助盧漢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數特務，其中就有徐遠舉、周養浩。

但是后來不知出了什么狀況，沈醉被盧漢當成被俘戰犯移交給了解放軍，先被囚禁在昆明陸軍模范監獄，云南解放后被轉移至重慶白公館，最后去了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1960年11月28日，沈醉成為第二批特赦人員之一，出獄后的沈醉擔任了政協文史專員。

1980年經有關部門調查證實，沈醉在盧漢的起義通電簽字，并親筆頒布命令，要下屬特務組織上繳特務器材并到指定地點報道，身份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享受副部級待遇，任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肺癌病逝于北京。

以上就是被解放軍俘獲的一部分國民黨高管們的最終結局。

不審，不判，不殺，新中國改造戰犯是一個偉大的“世界奇跡”，其宗旨并不是在肉體上消滅他們，也不為報復和打擊，而是以人性為宗旨進行改造和教育，逐步讓這些戰爭罪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最終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

如今，這場改造奇跡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大都離開人世，但新中國為改造戰爭罪犯靈魂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將彪炳史冊，成為人類歷史中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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