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本是由一所叫做功德林的廟宇改建而來，于1915年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期間，完成全部改造，其位于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路一號，占地近百畝可容納千人以上。

新中國成立之后，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被公安部接管并得到了重整，用以關押和改造國軍戰犯，被關押者包括杜聿明、宋希濂、廖耀湘……等一系列國民政府大員。

然而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卻有三人被撤銷戰犯身份，他們是誰？結局如何？

一、沈醉

沈醉乃是大名鼎鼎的軍統特務高官，他在軍統當中的地位僅次于戴笠與毛人鳳，而聯系軍統特務的斑斑劣跡，不難窺見沈醉昔日里所留下的種種。

沈醉其人精明能干身手敏捷，與此同時更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便是武藝高超，平時他總是拄著一根拐杖用以防身，若是遇上劫道七八個人也能應付下來，甚至于在他七十多歲的時候依舊還能用手捏碎核桃。

正因如此沈醉深得戴笠的器重，自18歲投身軍統前身的復興社，到后來28歲成為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與此同時更是軍統“四大金剛”之一、戴笠在軍統當中的“三劍客”之一，通過這些足以窺見沈醉的能力。

沈醉

除此之外他還有另一個特點為人們所熟知，在國民政府內部高度腐敗的狀況下，他作為國民黨高層幾乎沒有打牌、抽煙、喝酒、貪污受賄等等惡習，唯一的興趣便是素來喜好詩詞，在當時的國民政府官場實在少見。

基于沈醉深受戴笠的器重以及軍統當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戴笠死后沈醉無可避免地卷入到了軍統內部的權力之爭，由此也就導致沈醉被毛人鳳發配到了云南，出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長。

毛人鳳

1949年12月9日云南爆發盧漢起義，作為保密局云南站站長的沈醉被扣押軟禁，待到云南解放后被轉移至重慶歌樂山白公館戰犯管理所，后又轉至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1960年11月28日，由于沈醉在改造期間表現良好積極，被作為第二批特赦人員釋放，值得一提的是沈醉乃是前兩批特赦人員當中唯一的軍統要員。

然而當時間輾轉來到1980年，沈醉卻被撤銷了戰犯身份，其間反轉又是因何而起？

同樣也在于上述盧漢起義。

1949年，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全國解放形勢一片大好，國民政府的搖搖欲墜也明眼可見，洞悉這一時局的云南省主席盧漢開始加緊與我黨方面的聯系，希望另謀出路。

正因如此國民政府方面下達命令，要求沈醉除去盧漢身邊的楊杰、陳復光等人，甚至在必要的時候除掉盧漢。

然而對于這一命令沈醉選擇了拖延，甚至暗中幫助楊杰脫身，只因他也看清了形勢，一定程度上開始考慮此后的事情。

此后隨著局勢的發展，重慶得到解放、四川解放在即，作為云南省主席的盧漢通電起義，與此同時軟禁了從臺灣而來的說客張群以及沈醉等留在昆明的國民政府軍政兩界人員。

被軟禁期間，早已有心謀求出路的沈醉選擇協助盧漢發動起義，不僅在盧漢起義通電上簽字，更發表了一份起義廣播。

然而雖參加到了起義當中，但盧漢因私情擅自釋放了張群，恐無法向我軍交代，因而將沈醉等人交給了解放軍。

正因如此，當1980年關于云南起義的全部檔案得到重新歸納整理之后，沈醉參與到云南盧漢起義當中一事方才被發掘，由此方才擺脫了戰犯的身份。

盧漢

而關于沈醉的結局，昔年間他被特赦之后，歷經三個月的參觀學習，一年的農村勞動之后，被安排到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職委員。

然而后來沈醉再度入獄，直到在周總理的要求下被二次釋放。

正因如此沈醉以及諸多國民黨戰犯對于周總理的再造之恩可謂感激涕零。

而隨著沈醉參與盧漢起義之時得到證實，中央有關部門經過審定之后，將沈醉的身份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享受副部級待遇，并于此后沈醉連續在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擔任委員。

值得一提的是，后半生當中的沈醉通過筆墨鑄就《我的特務生涯》《軍統內幕》《沈醉回憶錄》等諸多作品，以個人所見所聞的角度，力圖真實的披露昔年間國民政府的斑斑劣跡。

1996年3月18日，享年82歲的沈醉因病于北京逝世，骨灰被安葬于北京萬安公墓。

二、杜建時

杜建時乃是天津武清人，其自幼天資聰穎因而好讀詩書，在家人的培養下五六歲便能夠背詩百余首，在當時的環境下殊為難得，在諸多人眼中杜建時的未來很大概率會成為一名學者，而最開始他的人生軌跡也的確如此。

十七歲時杜建時考入了北京大學政法預科班，然而由于他喜歡杜甫、杜牧的詩，并深受其中精神感召而心志高遠。

面對彼時列強瓜分中國的現狀，在兩年預科期滿后杜建時毅然決然地棄筆從戎，離開北大考進了東北講武堂北京分校，并于此后躋身東北軍當中。

此后隨著張作霖去世張學良繼任，南京國民政府勸其“易幟”的過程當中，杜建時與一批中下級軍官選擇支持張學良“易幟”。

因而當此后國民政府以是否支持“易幟”作為收羅東北軍的尺度之時，杜建時依舊留有在國軍當中攀爬的階梯。

此后的杜建時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講武堂被迫解散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國民政府位于南京的陸軍大學，三年后復又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取前往美國軍事學院留學的名額。

1939年，33歲的杜建時留學歸來投身于抗日大潮當中，并在抗日戰爭過程之中立下赫赫功績，實現了此前報效國家的宏圖大志。

抗日戰爭結束之后，杜建時被安排到了平津任職，直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杜建時被俘淪為戰犯。

1963年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之中接受改造的杜建時得到了特赦，并于此后出任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專員。

1978年后，杜建時更陸續當選全國政協五屆、六屆、七屆委員會委員、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等一系列職務。

而當時間輾轉來到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經由審定后，撤銷了杜建時戰犯的身份，而作出這一決定的依據便在于杜建時當年在天津的所作所為。

杜建時

昔年間平津被包圍之際，杜建時的三位同學乘坐專機抵達并帶來了國民政府的相關命令，要求他們帶領中央軍從海上撤退。

得到這一消息之后，杜建時尚未作出決定之際東北方面復又潰逃而來十萬余國軍，他擔心一旦自己離去，這十萬敗軍在天津肆無忌憚的糟蹋百姓，必然導致社會秩序混亂以至民不聊生。

為此他堅持讓三位同學先行離去，自己留下來穩控局面。

此后國民政府復又派出飛機接杜建時離去，然而苦等三天之后依舊被杜建時謝絕，只因天津各界苦求他不可撇下天津離去。

因而作為一個天津人，為了當地社會秩序的穩定，杜建時堅定地留了下來，并在考慮到我黨的政策之后，主動決定予以配合，在城破之前將城內所有財產登記造冊，并在解放軍進城后主動上交。

正因如此，隨著杜建時在天津解放過程當中的功績得到證實，1982年最高法院撤銷了他的戰犯身份。

此后的杜建時將生命的余力，用以推動香港回歸以及家鄉建設等多方面之中，為了祖國整體發展貢獻出了一份力量。

1989年11月7日，83歲的杜建時因病在北京逝世，臨終前更留下了“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的遺囑。

三、林偉濤

林偉濤于1905年在廣東省臺山市水步鎮大嶺鄉興隆村誕生，乃是黃埔軍校出身的著名將領之一。

從在本村私塾之中讀書，到在校長的鼓勵之下考入臺山縣立師范學校，復又成為了一名教師，這一期間沒有人能夠將林偉濤這個名字與將領相聯系，直到1925年7月他考入黃埔軍校，人生亦由此發生了轉折。

進入黃埔軍校歷經磨礪與培訓，林偉濤在畢業前后便投身到了國民革命軍之中，參與了北伐戰爭。

此后的他在戰火之中輾轉，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立下諸多功勞。

1947年林偉濤受命出任六十二軍中將軍長、天津警備司令等職務，下轄一五一師、一五七師及七十六師，歸華北“剿總”傅作義指揮。

在解放戰爭的過程當中，遭到我軍的迎頭痛擊，因而四處輾轉后，當解放軍劍鋒直指天津之時，奉命率六十二軍調往天津，兼任天津防守副司令。

此后隨著天津解放，林偉濤被俘成為了戰俘，并于此后被送至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直到1961年冬季被列入政府第三批特赦名單當中，得到釋放恢復自由。

林偉濤在獲得釋放之后回到了廣東，在中央統戰部的安排之下成為廣東省政協文史專員，并于1976年受廣東政協邀請成為特邀委員、1978年至80年出任第四、第五屆廣東政協常委。

1980年冬，林偉濤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的申請得到批準，前往加拿大定居與家人相聚，此后于1998年在加拿大去世，享年93歲。

林偉濤的戰犯身份在1986年得到了撤銷，這一結果是林偉濤積極爭取，而國家對此重新核定之后的結果。

林偉濤向有關部門提出，1949年解放軍總攻天津之時，林偉濤在接到上級立即停止抵抗的命令之后，便傳令天津守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所以不應以戰犯身份處理。

正因如此在有關部門將他的意見傳達給最高人民法院，經由審核查處之后宣布，撤銷林偉濤戰犯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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