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魂：一代新式銀行家的現代性啟蒙

時間：2023-02-16 18:47:25來源：food欄目：餐飲美食新聞閱讀：

轉自：北京日報客戶端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丘眉

通往獨立之路有多遠？近代中國的轉型之路，豈是“命途多舛”能一語道盡。

“3月19日，中行第十五屆股東常會在上海如期舉行，值此‘國家多事之秋’（陳光甫語），說起一年來的營業成績，眾人都有進五步退十步的感覺，甚至掉進了‘欲進且止’的怪圈。一個國家金融業的盛衰成敗，要之在于政治安定、社會繁昌，可是今日以往，論政治則連年內戰，四分五裂，論社會則災害頻仍，匪亂遍地，政治無一年之安定，社會幾瀕于破產，銀行業何能獨自滋長繁榮？”

《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趙柏田浙江文藝出版社

本書入選2022收獲文學榜·非虛構榜

趙柏田先生新著《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提及，民國二十年（1931年）中國銀行股東大會年度報告的開章，張嘉璈就指出，前一年由于遭受“九·一八”事變、長江水災和“一·二八”事變，“遭民國以來未曾見之國難，無異積弱之身，忽染時疫，百病齊發”。

張嘉璈這份報告，表明了彼時中國銀行超然于政治斗爭、以救國救民為職志的態度；另一方面，也對當局一貫的財政措施和“攘外必先安內”的軍事行動不無微詞。發源于美國的經濟不景氣波及全球，再加“九·一八”之后大片國土和資源淪于敵手，報告一再指出中國內地農商俱廢、百業凋敝。金融方面，則大量資金集中于上海，血脈不暢，若不改弦更轍，停止軍費開支對國家財政的重軛，則經濟崩潰指日可待。張嘉璈說：“要之內憂外患之來，由于政治不良所致，一般社會，同受政治不良之影響，吾中國銀行，亦豈能例外哉！故此一年中，本行營業獲利之成績，實無以告慰股東。”

張嘉璈(1889.11.13—1979.10.13)

過去一年乏善可陳的金融業績，自然對于報界而言也容易失去關注度。但是，就在這一報告中，張嘉璈加入了關于改造國民性的一段宏論，而這正體現了中國初代銀行家的啟蒙精神和家國情懷，這也是張嘉璈這一代銀行家留與今天的豐厚遺產。

遠見

一個銀行家的國民性改造呼吁

張嘉璈說，世界經濟的整體消沉，再加上中日糾紛，把歷來安于幼稚經濟組織的中國，拖入了不景氣的狂風駭浪中。推溯病源，有人說是全球生產過剩，有人說是關稅障壁，有人說是現金分配不均，有人說是中國深閉固拒，不予日人以消化過剩人口和過剩生產之出路遭至反噬。在他看來，都是錯，無論世界問題、東方問題，其受病之源，錯綜紛紜，絕非局部治療所能解決，恢復世界繁榮的根本之道，在于必須徹底變易國民心理，改造國民性。

在他看來，人類心理的進步，未能同科學物質的進步保持同步，正是造成今日世界悲慘之局的最根本原因。歐美各國，科學高度發達，而其國民心理“仍未脫十八世紀之偏狹利己的國家思想”；日本近十年物質之進境，固有賴于國外市場之發展，其國民心理“猶明治以前尊皇攘夷之思想，以國家稱霸開疆拓土為國民之榮譽”。歐美各國國民心理不變換，則不能恢復相互之信用；日本國民心理若不變換，則不能永絕中日之紛爭。

“更以吾中國國民言之，以世界科學突飛之進步，而尤自詡其四千年之文化，以世界經濟競爭之劇烈，而猶迷于四百兆人民地大物博之陳說”。要是不變易這種猜忌、自大的陳腐心理，不走出那種尚空談而不務實務的思想慣性，那么，就永遠成不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是以吾人敢斷言之曰，欲恢復世界之繁榮，必須徹底變換人類之心理。”

彼時，中國銀行股東會次日，1932年的滬上中西各報都登載了報告節選，并突出了張嘉璈的變易國民心理之說。《字林西報》刊出時改題為“一個銀行家的善良之忠告”。這一標題，或在某一個角度與《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這一著作中的“銀魂”相互呼應了。“銀魂”者，中國初代銀行家魂魄所寄也。

中國銀行董事長、黨委書記劉連舸在給《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書寫的“序”中表示：“我私心傾慕于張嘉璈這個前輩，不只因為他品行的‘高、潔、堅’和爐火純青的專業水準與職業精神，也不只是因為他在中行改組為‘特許國際匯兌銀行’后，啟動了影響深遠的全方位改革，‘定基層’‘立屋柱’‘打圖樣’，為我們今天的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更重要的是，在這位前輩身上，無時無刻不散發著的一種精神的光芒。這種精神，是一種家國擔當，也是這一代銀行家的魂魄所寄：建立不依賴于外部的、獨立的金融市場，培植進行金融交易、執行金融契約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礎，最終推動商業現代化乃至整個近代中國的現代轉型。”

1930 年1月,張嘉璈(右五)與中國銀行倫敦經理處同人合影

風骨

“不屈從的勇士”

“獨立”，可以說是張嘉璈這一代銀行家魂魄中最為關鍵的話語。但是，通往獨立之路究竟有多遠？卻是張嘉璈遠遠未曾預料的。

1889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蘇省嘉定縣城（今上海市嘉定區）的張嘉璈，是典型的“寒門子弟”。其祖父以舉人身份任四川內江縣令、邛州知州，在川十余年，有政聲。辭官后，退居鄉里，始定居嘉定縣城。因他是州縣一級的官員致仕，饒有財富，家中收藏有許多古董、字畫，精于鑒別，是當地一個小有名聲的鑒賞家。張家子女幼年時，家里還收藏著祖父做官時的兩頂轎子，祭祀時方隆重請出，一般人不得近前。

青年時代的張嘉璈

1902年，14歲的張嘉璈考入了上海廣方言館，開始接受新式教育。上海廣方言館，乃19世紀后半葉中國向現代轉型之初洋務運動這棵樹上所結的一枚小果。當時風氣未開，科舉仍被視作讀書正途，入讀廣方言館雖有每月一兩銀的津貼，但經濟稍好的家庭很少愿將子弟送入館中，入館學習的大多是寒門子弟。廣方言館每周上課7天，4天讀英文，3天讀國文。

大清銀行(中國銀行前身)第一次會議官商合影

1913年12月，經彼時中國銀行總裁湯睿舉薦，張嘉璈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近代華資銀行中，中國銀行的地位無可撼動。這家銀行的前身，乃是開張于1904年的戶部銀行（四年后更名大清銀行）。1908年畢業于日本慶應大學政治經濟及銀行貨幣科的張嘉璈，此前在國內遭遇了政治熱望的一次次撲空。他的現代財政貨幣知識之樹想要扎根，中國銀行被其視為一片沃土。作為一個中國金融界的年輕人，兩年后，張嘉璈在日記中就已經表達了“凡足以促進行務日趨現代化之措施，靡不竭力推動，使其實現”的志氣。又過了些時日，在1916年5月，張嘉璈與彼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一道，對政府停兌令不惜冒生命危險抗命，使得上海金融市場躲過了不堪設想之驚慌或暴動得以轉為無事，并因此被中外報紙稱為“不屈從的勇士”。

因主張拒絕停兌命令，以至北京金融界與中行各大商股股東對張嘉璈極具信心，1917年7月，張嘉璈應梁啟超之邀北上兼任總行副總裁。從這一年8月到北伐戰爭爆發，任職北京十年，不管政局如何變動，張嘉璈致力在做一件事，就是努力使中國銀行成為一家健全獨立的中央銀行。

在張嘉璈的建議下，1913年版《中國銀行則例》得以修改，要點有三：限制對政府墊款，整理不兌現的“京鈔”，把董事的選舉權集中到股東大會。新則例頒布后，中國銀行股本改為先收1000萬元，不分官商股，隨即在北京成立股東總會，標志著中國銀行獲得了相對獨立性。但之后，中國銀行總行仍然處于每次政經沖突的旋渦中心，不免時時遷就政府要求，牽累分行。為了與軍頭們對抗，1921年，各分行經理提出，總管理處與政府過于接近，他們不想被綁架，于是議決成立行務委員會，由分行經理任委員，使各分行隨時明了總行與政府之關系。“總行不經分行同意，不便移用分行資金”，所有應付政府借款之事，悉由總管理處任之，以免被政治動蕩所波及。再至1923年底，北洋政府財政日絀，將所持中行官股五百萬元也出售了，只留下象征性的官股五萬元。至此，商股已占全部股份的99.75%，中行可以說已經完全商股化。這一年的《銀行周報》上，張嘉璈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銀行業最危險的傾向，是“喜與政府為緣，以與政府往來為惟一之業務”。中國銀行擠干了官股，終于可以說這么硬氣的話了。

但是，這遠非到達了“獨立”之終點。9年后，前述的民國二十年年度報告，揭示了中國銀行正在陷入更大的政經旋渦中心。而且，張嘉璈個人還失去了最初的無限勇氣。

道德

期待一代“新人”

在《字林西報》刊發的重點上，《申報》在摘錄報告發表時借題發揮道，張嘉璈的變易人類心理之說，還不夠徹底，應該更進一步，“變更社會組織之基礎”。張嘉璈在年度報告上關于改變國民性的宏論引發了更大的反響，但是，這卻叫張嘉璈慌了，擔心再討論下去就會溢出原先的話題，煽動激進，慌忙給報界打招呼，停止轉載討論。

結合《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及相關資料來看，前述年度報告，揭示了張嘉璈更為重要的一個轉變，對于“道德”的期待，對于金融界具備“道德”的一代“新人”的期待。

但是，張嘉璈反感在道德前面冠以一個“舊”字。誠然，銀、錢業放款，總以債務人的信用為第一要義，貨物抵押，不過是輔助手段，但信用和道契，正是一個國家新式公民的素質。他不止一次說，中國銀行至有二十余年之光榮悠久歷史，正在于將行基筑于“法治”“道德”“經濟”三個元素上，務使每位同人具備守法的精神、道德的觀念和經濟的常識。道德是補助法律之不足的，中國的情形，先則在上者目無法紀，于是人人玩法毀法，一般人民以為法律既可不守，則道德更可不講，因之，道德觀念日漸薄弱，弄得公德、私德，一概茫然，什么叫“做人”都不曉得，更哪里談到“救國”？因為做人愛國，都是從道德精神里發出來的。

那么我輩人的道德觀念在哪里呢？張嘉璈只舉兩例，已足以說明：“如洪憲的停兌令，當時（中行）滬行未嘗不可遵行，因為就是停兌，亦是服從政府命令，無虧職守，但是我們一定要反對這個命令，為的是銀行對于社會的一種責任心，就是道德觀念。還有好幾個行長為了反抗督軍省長強借款項而被拘留，其實他們又何嘗不可服從敷衍，既可保身家的安全，還可得官廳之歡心，但是他們想到對于存戶持票人及股東的責任，就發生了反抗的旨意，這個責任心，當然發生于道德的觀念。”

抗戰時期的張嘉璈

1931年的年度報告之后，張嘉璈與其心中的“獨立”越行越遠。直至1949年5月前后，張嘉璈離開上海居港的日子里，在讀報時得知立法院少數委員聯署提議，向宋（子文）、孔（祥熙）、張三家征借10億美元。他擲報于旁，笑得連眼淚都出來了。指他為新豪門并擁有大量私產，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張嘉璈當即致函行政院，請求派人徹查財產，聲明若私產超過中國銀行退職金數目，甘愿一律貢獻國家。同時，他還把此函交中央社發表。之后，張嘉璈輾轉澳大利亞、美國，“或繼續撰著，借賣文為活，不必專門任教”。其間，床頭金盡，飽受困厄，在常人看來的大不堪之事，在他卻是一生清寒之明證。他樂于擁有這份寧靜。即便再清苦，他仍以擁有這份大河奔涌到了入海口時的寧靜而覺得堪慰平生。

聚焦

追尋現代中國的腳步

2015年，趙柏田起心發愿，穿過各種事件交織的叢林，把目光聚焦于現代性轉型背景下，講述一段肇始于大革命時期、終結于1949年的置身金錢政治旋渦的南北金融界群雄的故事。

張嘉璈，這位中國現代銀行制度最初的奠基者，因其民初就進入中國銀行，服務垂二十三年，一部金融史上的重要節點一一經歷，鼎革后又遠渡重洋，從當事人的角度，對吞噬了一個政權的通貨膨脹尤有深刻反思。趙柏田認為，其一生行狀、教訓和經驗一樣重要。一部中國近代金融史，他堪稱當中的樞紐人物。是以，終于在2022年有了《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這一本張嘉璈的國內首部傳記。

趙柏田是因著對現代性轉型的追尋，聚焦了張嘉璈，因此，以張嘉璈為線，《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或許更為側重的是張嘉璈的時代。那一代新式銀行家，懷著夢想與野心，本著現代意識、進取精神和民族主義熱情，面對世界，努力將一個剛剛走出王朝循環固始模式的國家，轉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形象。

那一個時代，不僅僅是新式銀行家登臺的時代，更是一個群星璀璨的大時代，軍人、學者、政治家一干人等風起云涌。不管是張嘉璈，還是其他新式銀行家和實業家們，他們對于中國現代性轉型的啟蒙，絲毫不弱于其他領域的巨子，卻尚待更為完整的呈現與認知。而這一點，正是《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最為閃耀之處。

大清銀行兌換券(正)

民國元年發行的印有黃帝像的中國銀行兌換券

1935年中國銀行發行的五元紙幣

書摘

德之重要,逾于生命

民國成立以來，財政年年入不敷出，端賴中、交兩銀行墊款與發行公債以資彌補。公債發行量至1920年將近四億元，未償還余款達三億一千七百萬元，按照各項公債條例，依期還本付息，年需將近四千萬元。財政部每遇付息還本，就向各銀行借款，然往往不能如約清償，致銀行拒絕再借。此種竭涸情形，傳播遐邇，導致政府信用越來越低。

1921年11月中旬，突發津鈔擠兌風潮。風潮先在天津爆發，來勢洶洶，兩日之內，京津兩地竟兌出銀幣上百萬元，且波及到了漢口，也同時發生擠兌。中國銀行天津分行深恐庫存現金不敷應付，蒙上停兌惡名，一面決定限制兌現，每人以十元為限，一面迅速向各分行調集現款，再請當地信用較好的英籍會計師檢查賬目，證明資產負債實際情形。半月之后，風潮方始平息。

風潮過后，中行股票市價由百元跌至七十元。新招商股六百萬元，正好在風潮發生之前完成，一些新招入的新股東，數月之間蒙受如此重大損失，對張嘉璈嘖有煩言，甚至有人對他公開詈罵，尤以損失最大的紗廠股東為甚。為恢復元氣，鞏固行基，中行不得已實行緊縮開支，裁汰閑員。總行管理處由三百余人撤去大半，正副總裁和所有董事會監事會成員自動減半薪。

張嘉璈認為，究此次擠兌風潮發生之原因，根子還是在于政治亂象毫無終結之象，在北方，直魯兩系暗斗日烈，有一觸即發之勢，在南方，則自軍政府成立后，南北對峙，統一無望。中、交兩行無法避免政府墊款壓迫，謠言自然不脛而走。再加四國新銀團前番來考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財政已瀕破產，所有固定財源，除了地丁外，都已抵押殆盡，所剩零星財源，最多不過可以支撐一年，使人民信心又飽受打擊。三個月前，新財長高凌霨上臺之初，想發行十年公債三千萬元，遭各地銀行群起反對，便是民意的一種反彈，認為政府財政確已山窮水盡。

但他并不打算推卸責任。他說，此次發生津鈔擠兌，自己實難辭其咎：“京津兩處，向有中交兩行不兌現京鈔數千萬流通市面，今一旦收回，市面籌碼頓形減少，銀根自必緊迫，吾當時尚無此經驗，一心注意于收束京鈔，而尚未想及收束之后果，至累及津行，鑄此大錯。”好在他既沒兼任別家銀行董事，也從無一筆徇私放款，終得社會與股東之諒解和信任。

到1922年初，政府財政更形竭蹶，公債基金岌岌可危，一些惟利是圖的小銀行沒有看到風險逼近，明知抵押不確實，仍擋不住高利息的誘引，放款于政府，及至到期無法收回，只得懸崖撒手，動蕩市面。有了民十一津鈔擠兌的教訓，張嘉璈如履薄冰，深恐一著不慎，再度引發市面恐慌，影響行基。來京五年，此時更覺做事之難。這一年張嘉璈自述文字，談及政府財政，頻有“國是日非，前途黑暗”“日暮途窮”等語，可見其心力交瘁，已萌退志。

有同業朋友勸他不必再枉費心血，脫離政府桎梏最好的方法，就是自組商業銀行，維持社會金融，請他離開中行，出面組織。他說：“我決心留任，奮斗到底。”又說，從現在開始，他不再好高騖遠了，早先抱有的建立健全之金融制度、統一貨幣、改進財政、輔助工商建設等理想只能暫時擱置，唯有腳踏實地，先將銀行基礎鞏固好，“靜待國家之統一，政治之清明”。

1922年的股東總會，因直奉戰爭爆發，推遲了整整一個月才在北京舉行。王克敏、馮耿光、張嘉璈、李士偉、施肇曾等得以連任董事，張嘉璈復由政府簡派連任副總裁。他聯想到來京五年，迭經歷次股東總會開會時的紛擾、京津兩地擠兌風潮，以及最近發生的鹽余借款銀團的失敗，感慨良多：

經過此次重大政潮（指“九六”公債案），及歷屆股東總會之紛擾，可謂四面楚歌，何以尚能幸存？乃知完全由于個人之操守廉潔，忠心為行，因之得到政府一二正派人物之諒解，及社會公道之同情。否則焦頭爛額，不特早已去職，勢將無容身之地。乃知道德之重要，逾于生命。

他認定，是道德和操守最后拯救了自己，讓自己在兇險莫測的北京官場免遭傾覆。他表示，他還要做得更透明，更無我，他甚至還表示，要把個人薪津收入，悉數交給行中庶務經管，以示不蓄私產、不存私心之志。日后，所有本人零用、家庭開支，全由庶務代為支銷，若有人無端指摘，隨時可將私人賬本公開檢查。至于某些股東背后對自己議論紛紜，他也將之視作訓練民主政治的最好機會，盡力去了解對方的立場，凡事以“公是公非”為取決原則，這樣也就避免了操切從事，加深怨尤。總之，“誠懇”和“容忍”，是他來北京五年，碰了無數次壁以后，所得到的最大的“體認與教訓”。他相信，一個人真的做到了無我，他也就沒有了敵人。

（節選自趙柏田著《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浙江文藝出版社 KEY-可以文化2022年版）

（責編：孫小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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