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的那些戰犯們

時間：2023-05-08 13:55:46來源：admin01欄目：餐飲美食新聞閱讀：

來源：饅頭說

說起“功德林”，一般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著名的百年老字號素食公司

一個是著名的戰犯管理所

今天，我們要說的是后一個“功德林”

說說那里面那群

特殊的戰犯們

1956年1月，寒風凜冽，但位于北京德勝門外的功德林，卻人進人出，頗為熱鬧。

功德林，位于功德林1號，舊址為功德林禪寺，建于清代。在光緒三十一年的時候，功德林里修建了京師習藝所，專門用來收容犯人，令其學習技藝。

由此，功德林成了一個勞改機關。

到了民國年間，時任司法總長的梁啟超撥款8萬多元，在原本就已成規模的功德林勞改所基礎上，修建了一座特殊的勞改監獄。1928年，國民黨政府把這所監獄專門用來關押“政治犯”，稱“北平第二模范監獄”，在這里，有大批共產黨人被關押和殺害。

解放前功德林的大門。李大釗同志就是被殺害于功德林

北平和平解放后，功德林被中央公安部接管，后來成為了關押國民黨戰犯的場所。

在1956年1月之前，國民黨的戰犯分別關押在全國各地，功德林只是其中的一處。

但從1955年年末開始，全國各地開始陸陸續續不停有國民黨戰犯轉到了功德林，其中有：原國民黨中將司令兼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原國民黨東北“剿總”中將副司令范漢杰、原九兵團中將司令廖耀湘、原國民黨保密局西南區中將區長徐遠舉，保密局云南站少將站長沈醉……

而原來就已在功德林關押的，也都是一些當初“赫赫有名”的國民黨將領：杜聿明、黃維、文強、邱行湘、宋瑞珂……

到了1956年1月，功德林關押的國民黨戰犯已經接近200人。

而這小200號人，可以說是國民黨戰犯中“骨干中的骨干”。所以當初有人戲稱：

“不是阿貓阿狗都能被關進功德林的，進那里也是要有資格的。”

很多國民黨戰犯初進功德林都很惶恐，因為他們覺得，是要被“集中處決”了。

但也有些國民黨戰犯最初還是蠻“篤定”的。

原國民黨中央委員、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是功德林里關押的唯一有上將軍銜的人。當初他在四川被收押時，當地群眾一致要求對他處以極刑，結果他被調進了北京功德林。在到了北京去功德林的路上，路過天安門城樓，王陵基還對天安門城樓上高懸的毛主席畫像深深鞠了一躬，后來還說了一句話：

“我要把枕頭墊得高高的，來它個高枕無憂。”

但在1951年年初，全國掀起的“鎮壓反革命”高潮，又讓這批戰犯膽戰心驚，且處于一種矛盾狀態：

繼續關押，會不會被共產黨集中處決，“以儆效尤”；但如果被放出去，是不是更有可能被當地憤怒的群眾揪出來，一樣是性命不保。

王陵基是最老資格的四川軍閥，劉湘、楊森看到也要喊他“老師”。抗戰后任第7綏靖區司令，江西省主席和四川省主席，四川解放時被俘。

不過，他們的擔心其實是多余的。

早在他們被關進功德林之初，周恩來總理就已經做了專門關照：

“不要動那些國民黨戰犯。”

之后又給出了一個明確方針：

“一個不殺，分批釋放，來去自由，言論自由。”

不僅給了他們盼頭，而且自1956年1月開始，在功德林里的戰犯，被允許自由民主選舉“學習委員會”來管理自己的學習、生活和勞動，可以與家屬自由通信，可以接待親友訪問，彼此之間的稱呼一律為“同學”……

很多國民黨戰犯心中的那塊大石頭，終于落地。

不過，這近200號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和干部關在一起，是不可能沒有故事的。

文強初進功德林的時候，特別“拽”。

當時監獄管理人員要他寫悔過書，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級，周恩來是我的老師和入黨介紹人，劉少奇算是我的同鄉，林彪是我的同學，這么多共產黨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卻成了國民黨，是他們沒有帶好我，要寫悔過書也應該他們寫，我不寫。”

文強在吹牛皮？倒也不算是。

文強是文天祥的23世孫，17歲拜見過孫中山，24加入中國共青團，參加過南昌起義，擔任過中共四川省常委兼軍委書記，紅一師師長。他的姑母是文七妹（毛澤東之母），應邀參加過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禮，是黃埔軍校四期生，林彪那個班的班長。

后來文強被叛徒出賣被捕，越獄后找上級領導匯報情況時被誤解，一怒之下退黨后投靠了國民黨，成為戴笠麾下“軍統”的干將，一度官拜國民黨保密局級北方區中將區長。

在淮海戰役第三階段，他與杜聿明一起被俘，被押送至功德林。

文強，1907年出生于湖南長沙。

在進入功德林后，文強之所以態度那么強硬，倒也不全是因為自恃與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那些關系，而是他覺得自己歷史關系很復雜，問題又很嚴重，還是軍統的高級特務，所以有生之年沒有理由能活著走出功德林了。

既然如此，文強索性破罐子破摔，頭皮硬到底了。

但有意思的是，文強除了不肯寫悔過書之外，其他方面都是很配合戰犯管理的，甚至還可以說是非常積極主動。

他對自己過去做的事情沒有任何隱瞞，全都坦白交代，在勞動和學習的過程中，一直是完成得最快和最好的那一批人。不僅如此，他還擬定了功德林的監獄獄規，并且帶頭遵守執行。

1959年10月1日，文強等一批國民黨戰犯被邀請參加了國慶十周年的大典，（那時候文強等人已經被轉移到了新修建的秦城監獄）。雖然嘴上說是毛澤東、周恩來沒有帶好他，但在觀看了國慶十周年慶典之后，文強的心情還是非常激動的，甚至晚上睡不著覺，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是：

“形勢逼人焉有誤，喜情如醉耳邊馳。”

入功德林不到十年，文強其實心思已經有了轉變。

杜聿明剛入功德林的時候，其實是做好自殺準備的。

杜聿明是黃埔一期生，抗日戰爭中浴血奮戰，堪稱名將。在解放戰爭中，出于對蔣介石的忠心，在遼沈戰役中殫精竭慮，在淮海戰役中一再愚忠，最后當斷不斷，被活捉成了俘虜。

杜聿明，1904年出生，陜西人。

在被俘虜的時候，杜聿明就有過自殺行為，但沒有成功。在進入功德林之初的例行檢查中，他被發現在棉褲的左褲腿處暗縫了60多片安眠藥——那是足以致命的劑量。

在之后和他的談話中，杜聿明態度很好，總是表示愿意接受人民的制裁，卻不愿談及自己自殺的企圖和動機。直到多次談話后，他才袒露心跡：

他自認是中共中央當時直接點名的最重要戰犯之一，別的國民黨戰犯被關入功德林可能是條活路，但他肯定會被槍決。他覺得與其被綁赴刑場，不如自行了斷。

至于安眠藥的來源，是當初他在山東被俘關押的時候，多次向解放軍軍醫以失眠為由要來安眠藥，積少成多，慢慢“攢”出來的。

經過教育，杜聿明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但真正讓他從心里開始發生轉變的，還是因為他自己一身病得到了救治。

杜聿明在遼沈戰役期間就有嚴重的胃潰瘍，但因為戰事吃緊，一直沒有時間就醫，入獄以后病情更加嚴重。此外，他還有肺結核，腎結核，以及脊椎炎。這些毛病讓他一度非常悲觀，認為即便自己恢復自由，也是“廢人”一個。

有一次，在杜聿明洗澡的時候，管理人員發現他臀部腫大，一問，早已非常嚴重，晚上睡覺都痛得睡不著。管理人員立刻送他去醫院檢查，經診斷是肺結核引起的骨結核。

相關醫護人員立刻對杜聿明進行了治療，為了讓他晚上能睡得好，針對他的骨結核和脊椎炎，還專門為他量身定制了一個石膏床。此外，為了讓杜聿明早日康復，他每天還會得到專門的牛奶、雞蛋和營養豐富的飲食供應。

這一切讓杜聿明非常感動，他說：

“其實我在1947年就申請過去美國治療，但因為在上海有一次對記者的談話讓蔣介石不滿意了，就一直沒讓我去……”

另一件觸動杜聿明的事，是抗美援朝。

杜聿明是第一批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副司令，最早接受了美式培訓，他也是中國第一支裝甲師200師的師長。深知美軍實力和機械化戰爭威力的杜聿明，一開始對中國人民志愿軍極不看好，但整個朝鮮戰爭的進程和結果大大震撼了杜聿明，他自己后來的原話是：

“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確實站起來了。”

在功德林的諸多戰犯中，黃維應該是最不合作的一個了。

黃維是淮海戰役中國民黨軍12兵團的司令長官，整個兵團也被稱為“黃維兵團”。1948年12月中旬，黃維兵團在雙堆集被解放軍團團圍住后全殲，黃維也成了俘虜。

黃維，1904年出生，江西人。圖為杜聿明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場景（非黃維，圖片搞錯，抱歉）。

初入功德林，黃維只認定一個道理：“成王敗寇”。他認為共產黨嘴巴上說得再好聽也是假的，無非就是讓他坐牢而已。

所以，黃維是所有戰犯中態度最差的，功德林發生的唯一一次戰犯打架事件，就是黃維引發的。

當時戰犯們被要求一起組織學習，那一天的討論題目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問題。學習小組組長是原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部二處少將處長董益三，也是最早被關到功德林的一批戰犯。

董益三在講到當初中國的銀行都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時候，一向喜歡唱反調的黃維就說，那現在的中國人民銀行也是毛澤東的。

因為這句話，黃維被組長和組員要求寫檢查，但他寫的卻是一句“龍困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這句話被同組的原國民黨陸軍中將梁培璜發現，大怒之下告訴了組長董益三。按沈醉的回憶，董益三上來就給了黃維一記耳光，自恃軍銜和資歷都比董益三強的黃維哪受得了這委屈，雙方頓時就扭打起來。

黃維原本以為這次打架事件自己肯定會遭受處分，但他固然受到了批評，卻發現董益三因為先動手打人也受到了嚴厲的批評，這讓黃維感到“共產黨是講公平的”。

此后，雖然黃維在功德林里依舊處處“刁難”管理人員，但有一點他卻只能服服帖帖：自己身體垮了。

黃維進功德林的時候，身上有五種結核病：肺結核、腹膜結核、淋巴結核、精囊結核、附睪結核。功德林管理人員立刻就把他送到了公安部的職工醫院復興醫院去精心治療。

當時治療黃維結核病需要的青霉素和鏈霉素，都被英美國家封鎖進口了，公安部是專門派人去香港和澳門幫他買回來的。為了讓他的營養得到保證，每餐都是特灶，雞蛋、牛奶和肉類每頓都有，連三年困難時期都沒斷過。

黃維這些病陸陸續續拖了4年多才痊愈，他自己也知道，“好幾次差不多都完蛋了”，他還知道，自己的家產“即使典當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這筆客觀的醫療費用”，“若在過去，即便我是國民黨高級將官，也得一命歸西”。

另一個觸動黃維的，就是他和其他戰犯一樣，被允許去全國各地參觀。

黃維去了北京郊區的官廳水庫，去了武漢長江大橋，感受了天安門前百萬群眾的歡度國慶大游行，看到了街上跑的國產“解放”牌汽車。黃維尤其記得，當時一向謹慎小心的杜聿明忍不住從人群中擠出來，鉆進駕駛室，把車開了好幾百米，在場所有人都鼓掌叫好。

在南京，黃維看到中山陵被維護得很好，心里還是很感動的：

“共產黨對于孫先生還是尊重的，對歷史也是尊重的。”

在功德林，當然少不了很多有意思的段子。

這幫將軍平日都有勤務兵伺候，養尊處優，一開始到了戰犯管理所，很多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識都不具備。

王陵基剛進來就四處問人一個問題：“擠出來的牙膏怎么能收回去？”原來他不會擠牙膏，一擠就擠出一長條。而牙膏是配額供應的，結果那一個月王陵基基本都沒怎么用牙膏。他還不會刮胡子，經常把自己刮得滿臉是血，最后是杜聿明每天幫他刮的。

在功德林上演過不少“還魂記”，因為解放戰爭期間，出于宣傳目的，不少被俘和投降的國民黨將領，都被蔣介石授意宣布為“自殺殉國”。原國民黨15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康澤，在功德林看到了曾被要求死守洛陽的少將邱行湘，大吃一驚，以為白天見到了鬼——邱行湘原來已經被蔣介石宣布“成仁”成“烈士”了。

功德林外觀全貌：中央有一座八角塔樓，周圍有八條呈放射型的通道，被稱為“胡同”，每條通道各有兩排相對的牢房。這八條通道最初是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來排列的，解放后改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排列。

剛進功德林的時候，很多將軍都心懷疑慮，處處小心謹慎，不敢亂說話，每次輪到杜聿明發言，他總是背誦《人民日報》等報紙上的發言或書刊上的話語，不加自己任何態度，四平八穩，無懈可擊。

有一次有人問王耀武崇拜《三國演義》里的誰，他回答崇拜關羽關云長，沒多久就驚恐地跑回來找人解釋：“我不崇拜關云長，崇拜諸葛亮。”后來一問，原來王耀武怕說崇拜關云長，被人說成是“身在曹營心在漢”。

直到毛澤東讓羅瑞卿轉告王耀武說：“你功是功，過是過。你的抗日功勞我們共產黨人是會永遠記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會回到人民中間的。”王耀武才安心下來。

當然，也不是處處都對戰犯們客氣的。

原國民黨保密局西南區中將區長徐遠舉，是當年“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幕后黑手，殺過大量共產黨員。在功德林，徐遠舉居然有一次向管理人員提出要“取消哨兵”，“進出監獄自由”，被管理人員痛斥：

“你徐遠舉在重慶的所作所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這里，人民政府給你們按中灶標準開伙，你過去對被你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共產黨也是這樣的嗎？徐遠舉，你回答我，你給了我們的同志多少自由？！你還要我給你什么自由？！”

徐遠舉啞口無言，后來寫了大量反省材料。

文革中，黃維等軍級干部被轉移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徐遠舉等一批原國民黨特務被留在了秦城監獄，造反派不斷要求徐遠舉寫揭發一些共產黨老干部的材料，對此徐遠舉非常反感，在整個過程中堅持客觀，對污蔑和造謠他人有過多次抵制，此舉得到很多人的好評。1973年，徐遠舉在獄中病逝，沒有等到特赦。

除了政治學習，不少將軍還在功德林真正地“學習”。

在遼沈戰役中死守錦州被俘的國民黨東北“剿總”中將副司令范漢杰，在功德林醉心學習高等數學，每天都在閑暇時間研究，他的愿望是出獄后去大學做一名數學老師；黃維一有時間就開始研究他的“永動機”，稱要“一勞永逸地解決能源問題”，在他的堅持下，他的設計稿還真被送到過中國科學院，直到得到被完全否定的回答后，黃維才死了心。

圖為《亮劍》中被俘的原國民黨暫七師師長常乃超在給李云龍的將軍上課。原國民黨中將軍長廖耀湘在功德林潛心學習馬列主義，據稱能全文背誦《哥達綱領批判》。他曾被劉伯承邀請到軍事學院給解放軍將領上課，《亮劍》中的情節應該就是源自于此。

功德林里也出現過一些熱鬧場面，比如殺豬。

國民黨將領大多看不起乃至痛恨有“豬將軍”之稱的原國民黨上將劉峙，所以他們把殺豬稱為“圍剿劉峙”行動。有一次殺豬，由宋希濂總指揮，沈醉負責操刀，一共由八位將軍參與，結果還讓豬跑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后被形容為“出動了4個兵團，八位將軍，兵團司令策劃，軍統高手執行，終于取得了國軍在大陸的唯一一次會戰勝利。”

越到后來，這批戰犯的態度也越來越好。

因為他們都知道，這樣的日子不會是永遠，他們是有盼頭的。

1959年12月4日，一份特殊的名單公布了。

這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的特赦釋放的國民黨戰俘名單，第一批共10人，分別是：

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濂、陳長捷、楊伯濤、鄭庭笈、邱行湘、周振強和盧浚泉。

文強沒有被列入第一批特赦名單，這也在他意料之中。但是這次特赦還是大大鼓舞了他——原來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為此，他還寫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

“天安門再見，依依話久違。”

從1959年開始到1966年，每年都會有一批戰犯被特赦，一共持續了六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戰犯特赦的進程受到了很大影響，第六批戰犯的安置工作也做得很不好，所以特赦就暫停了。

事實上，還沒被特赦的戰犯都感到有點慶幸：在當時全國的那種風氣里，已經特赦的部分戰犯依然受到了非常多的不公平待遇，而由于中共中央明確規定“不許沖擊監獄”，他們呆在里面倒反而安全很多。所以，甚至有沈醉等一批已經被特赦的戰犯，自己主動要求重回監獄。

而一些當時在功德林、秦城監獄的管理人員受到文革沖擊，住牛棚，戴腳鐐，被刑訊，遭受了比戰犯還不如的待遇，一度也讓仍被關押的戰犯唏噓不已，因為和原來那些管理人員感情很好，所以不少戰犯還暗自流淚過。

一晃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