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秋天，當新中國人民還在為重建家園而努力奮斗的時候，鄰國朝鮮的土地再次陷入了戰火的泥潭，一時之間野火叢生。

隨著事態的發展，美軍開始插手朝鮮戰場，后來還公然越過38線，甚至稱“歷史上，鴨綠江并不是中朝之間明確且不可逾越的障礙””，戰火即將蔓延到鴨綠江。

面對美帝國主義的崛起，為了抵抗美國的侵略，中國自然不會坐視。中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而抗美援朝這件大事，就像風一樣，悄悄地吹進了功德之林……

那么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后，國民黨戰爭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態度呢？功德林中的罪犯們對這場戰爭有何看法？

功德林里的聲音：有人不看好，有人建“功德”

住在功德林里的人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關押國民黨戰犯的監獄。

這些人的背景和故事都非常復雜。他們大多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

在他們的腦海里，各種總結失敗的原因，比如缺乏友軍的支持，國民黨本身的混亂和腐敗，甚至有人明確表示，他們的總統，蔣介石，是最大的問題。

但他們仍然不愿意從內心深處承認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對失敗的結果不服氣。有些人還希望，甚至相信有一天，蔣介石會從臺灣發動反攻，把他們從監獄里救出來。

于是，當美國侵略朝鮮的消息傳到高墻的時候，功德林的淺水池也爆水了。

當時，他們基本上分成了兩個“陣營”，一個是心存僥幸，豪言壯語的，一個是默默觀察，什么都不說的。

文強就是慷慨激昂演說派的典型代表。

當他打開每日送來的報紙，隨便瀏覽一下大致的內容時，一個大標題跳入了他的眼簾。

就是“美軍登陸仁川”六個大字。文強激動不已，腦子里已經幻想著美國可以出手相救了。

原本還在寫國民黨軍統局北區內幕材料的筆已經被蓋上，供認材料已經被推開。對他來說，晉公德林就像一場即將蘇醒的噩夢。

讓我們聽聽文強是怎么描述的：

我在想朝鮮戰爭的爆發是美蘇戰爭變相的爆發。

也就是說，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我身在獄中，心在獄外。

在國民黨被趕出大陸之前，中宣部部長任卓軒曾大聲宣稱，美蘇較量，天下必戰。

我想我們已經等到了這一天。

我在想，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受損嚴重，十年八年都恢復不了。

美國得天獨厚，沒有在自己的國土上遭受戰火蹂躪，成為一戰和二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

第三次世界大戰除非不打，打了美國一定贏。

蘇聯一敗，中共的局勢就很不穩了。

歷史的命運將由美國這個自由世界聯盟的領導者來決定。

“我認為蘇聯統治世界的壽命很短，中國共產黨沒有生存的理由。朝鮮半島打不了游擊戰，打不了陣地戰。與美國作戰不會那么容易。”

文強越想越興奮，急于得到戰場的第一手消息來驗證自己的想法，一晚上都睡不著覺。

當天晚上，管理處李某科長讓文強寫一篇《美朝戰爭前瞻》。

文強早就有了這個想法，大筆一揮，寫下了一篇5000多字的得意文章。文章的結尾一句是：“美國是不可戰勝的”。

不僅是文強，而且支持這個觀點的還有一個人：人稱美通的國民黨將領杜建時。杜堅石當時雖然被關押在天津市公安局，但他也做出了類似的預測：如果美國戰敗，那我就全錯了。

杜堅石

他們這種人低估了解放軍的戰斗力。即便被解放軍打敗，他們依然相信美國的實力要比解放軍強很多。抗美援朝戰爭是不可能勝利的。

其他人都沉默了。雖然他們未必完全相信解放軍會勝利，但也不會高興得太早。他們平時默默地看報，時刻注意著戰局。而這些人，也慢慢的變得真正的冷靜和清醒。

功德林內有邱興祥等人。

一開始，邱興祥對共產黨和解放軍的戰斗力還抱有深深的懷疑。他又想，也許共產黨能打敗國民黨，只是因為國民黨無能。當共產黨面對強大的美軍時，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他也想過：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可以阻止美國人點頭，也沒有人可以阻止美國人搖頭。

邱興祥

然而，隨著功德林喜訊不斷傳開，邱興祥還是反思了自己之前的看法，才開始明白：自己落入了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權手中.

國民黨的失敗，雖然有其原因，但看到志愿軍在強大的美軍面前依然能取得成功，就該明白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有多大了，甚至比他們認為的無敵美軍要強大得多。

當思想開始改變時，行動也隨之改變。一些成為后勤支持的一部分，另一些則提供實用的戰略分析。

（一）炒飯炒麥的大佬朝鮮戰場上，美軍飛機的連續轟炸，導致朝鮮前線與中國后方的交通運輸線不時中斷，時間，中國志愿者的食物供應出現了問題。因此，志愿軍指揮部決定用飛機向前線空投干糧。

為了配合這個決定，龔德林還安排了一些戰犯和里面的干部一起給志愿軍炒麥子。這些人中，就有邱興祥改變了主意。

這時，他用盡全身力氣，從貨車上卸下一袋袋小麥，扛在肩上，從人群中穿過去。而每袋小麥足足有200斤重。

接下來熟練地揮動大圓鏟，在直徑1.3米的大鐵鍋里炒麥子。放糖放鹽，上躥下跳，和火頭軍師配合得天衣無縫，一氣呵成。

此刻，他滿臉得意，手黑黑的，滿頭大汗。不過別在意，這是為什么呢？

作為一名退伍軍人，他深知軍人饑寒交迫的滋味。而現在，不是為了腐敗無能的階級，而是為了一支勝利的軍隊，為了他自己的國家。

雖然只是在炒麥子，但他依然能感覺到自己在保衛自己的家園。

而在這群人中，還有一位軍界名人：杜聿明。杜聿明

和邱興祥一樣，也經歷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也和邱興祥一樣，頓悟：在人民和正義面前，在大是大非面前，國民黨是如此脆弱。

雖然自己也生病了，但他還是加入了炒麥的隊列，為志愿軍做力所能及的貢獻。

每天晚上，大貨車準時運進生麥，同時準時運出熟麥，做到炸麥脆而不焦。

這樣的大人物，不僅在功德林，在北京的另外一個地方，也有這樣一群獻身抗美援朝的戰犯。

北京廣安門外，有一座舊濟貧院，后改建為北京解放軍軍官教學大隊，也關押了一些國民黨戰犯。

和功德林一樣，他們也成立了一個炒飯隊，而這個炒飯隊的主力恰好是邱興祥的好友，陳城軍團多年的楊伯濤。

楊伯濤出生在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他本人是地主的放牛童。后來，他早早參軍，開始養家糊口。所以楊伯濤是較早認罪并真誠接受改造的人之一。

炒飯時，楊博濤仿佛變回了當時被抓拍到的形象：蓬頭垢面，衣服濕透，額頭的頭發還在滴著水。但是，現在的他完全不一樣了，因為他現在正在為正義的事業，為自己的國家而努力。楊伯濤

炒飯任務結束后，楊伯濤熱情地在本子上記下了一道題和兩首七言絕句，：

和諧很忙，為了愛他喜歡谷物。

只因這身罪惡得到糾正，心追米粒上戰場。

白日烽火硝煙，夜燭火，爐前揮汗如雨。

千瓢萬鏟累，大通江邊報敵。

(2)美軍戰術研習班的同學

不自覺地意識到，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于是，國民黨戰犯在教導大隊的組織下，組織了一個特殊的班級：美軍戰術研究班。

本次研習班的班長是楊博濤，他熱心于炒飯的任務。曾任國民黨第十八軍美軍裝備干部訓練處處長。當時各師派干部到常德受訓，楊伯濤對美軍裝備武器性能了如指掌。

班里還有很多其他的成員，大部分都是陳誠家的。他們是：

國民黨第66師師長宋瑞克中將、國民黨第10軍少將秦道山副司令員、國民黨第12軍第85上將吳紹周司令員陸軍上將、國民黨第94軍副司令員林衛紅，國民黨第4軍114師上校、師長夏建濟等。

宋瑞克

他們率領的軍隊大部分裝備精良，有一部分是美軍裝備齊全的。美軍和美軍武器不僅有理論研究，還有實踐經驗。因此，他們的資料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經過集體研究，楊伯濤終于寫了一份六萬多字的軍書《關于美軍戰術之研究》。

這份軍事資料已經被領導看過了，確實對志愿軍更好的了解美軍和美國的武器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教學大隊除了對研究班表揚“你為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外，還表揚了楊伯濤的文筆。

抗美援朝是一場艱苦的保衛戰。遠在朝鮮戰場上的志愿軍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即便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被每一個感人的故事所感動。

也正是這場正義的戰爭，讓功勛林中的眾多戰犯開始反思自己與國民黨的問題。逆歷史潮流而行注定失敗，與人民背道而馳也注定失敗。

面對接二連三的好消息，許多心有不甘的戰犯也自覺加入了改造隊伍，認真學習共產黨的理論，吸取新知識。

功德林的往事

現在功德林已經淡出人們的視線和生活。不過，這個聽上去像是旅游勝地的地方，原來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恐怖監獄。

功德林位于北京北部的德勝門外。因曾有一座名為“功德林”的寺廟而得名。

早在光緒年間，這座古寺就設立了一個京師藝院，名為“順天府藝院”，但其實際功能是收容罪犯，令其習藝。從此，功德林成了勞改機關。

之后，功德林相繼蛻變。蔣介石到任后，功德林改名為“北平第二模范監獄”。恐怖監獄。

當時在功德林關押了很多“政治犯”，其中有一些其實是有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他們被關押在這里，甚至被殺害。

直到北京和平解放，中共才接管了“功德林”。從此，功德林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說到共產黨剛剛上臺那段時間，還有一件事過去了。

功德林中，除了罪犯，還有一件意想不到的物品。當時的負責人朱文剛在那里找到了絞架。

這個巨大冰冷的鐵架子放在角落里，木質底座，深色邊框。雖然沒有繩子，但是上面的兩個長方形構件已經告訴了人們這個物體的用途。

朱文剛當過公安局局長，他知道這家伙是外國人的行刑工具，絞刑架，卻始終不知道這東西的來歷。

于是，他問在場的一位老警察：“你們用這個洋東西處死過死刑犯嗎？”

其中一人回道：“聽說你們黨的領袖李大釗被吊死了，我再也沒有用過……”

朱文剛心頭一震，立馬知道了這個鐵架子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于是，他厲聲命令道：“你們拿給我看，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亂動，聽到沒有？”

誰能想到，這件勒死李大釗的兇器，是從北京師范大學看守所刑場轉移到功德林的，20多年過去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沾滿共產黨人鮮血的屠刀”還在。

然而，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這件兇器成為了最珍貴的文物。它見證了共產黨人不怕犧牲，甚至愿意為人民的解放而犧牲生命。

后來當時的文物部門把絞刑架送到了北平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之一）。

這架絞刑架是新中國成立后文物部門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編號為0001。提醒我們，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段血淚史。

功德林的出入

新中國成立后，功德林肩負起新的歷史使命，成為專門關押改造國民黨戰犯的監獄。

1948年底，中共中央授權新華社出版國民黨戰犯名單。第一份名單上的43人，都是曾經在國民黨政府黨政軍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等。

功德林最早被關押的是康澤和董一三，他們都是國民黨特務系統的代表人物。

后來，全國各地的國民黨戰犯陸續聚集到功德林學習改造。

他們中有很多人曾經掌握著呼風喚雨的權力：他們不是地方官員，就是國軍高級指揮官，有的還是殺氣騰騰的特務。

這其中也有不少耳熟能詳的人物：

指揮數十萬大軍的國民黨徐州“鎮壓將軍”副總司令杜聿明，國民黨川、湘、鄂三省邊區綏靖，山東綏靖主任、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兵團司令員王偉、廖耀祥、陳金城等。除了最初被關押的康澤之外，還有軍統局副局長張延佛，以及大特務文強、沉醉、郭旭、程錫超、董一三等人。

還有將軍級別的人物：王令吉、金寒鼎。

功德林拔牙虎多，先管難，更難改造，讓他們發自內心認同紅色政權。

然而，中共做到了，化腐朽為神奇，讓他們中的很多人改變了想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國家和人民做出了貢獻。

其中，抗美援朝時期是一個典型而特殊的時期。正是在那個時候，許多國民黨戰犯開始認識自己的問題，愿意接受改造。

其實他們中的很多人身懷絕技，受過良好的教育，卻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在歷史的洪流中逆流而上。

但是，共產黨有自己的紀律和信仰。早在戰時就有寬待戰俘的政策，而且自上而下嚴格執行，不得違背。

功德林高墻下的戰犯雖然沒有受到非人的待遇，但是溫飽還是有保障的。這為他們的思想改造奠定了最基本的一步。

歷經歲月變遷，國家和中央逐步推行特赦政策。1975年，新中國實施了最后一次大赦：無條件赦免所有在押的戰犯。新中國前后共實施特赦7次，充分體現了“一貫寬大到底”的精神。

出獄后，經歷了翻天覆地變化的戰犯們，重新變成了普通人，重新變成了普通公民。他們比以前更熱愛生活和自由，希望留下經歷過的風雨歲月的痕跡。

于是就有了這樣一個特殊的組織：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他們有一個特殊的工作：文史委員。

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包括唱衰抗美援朝的文強、杜建石，寫過6萬字材料的楊伯濤，黃偉、宋希連、董一三等

文史專員不易，任務重。一是寫“三親”史料（親身經歷、親身經歷、親耳聽聞）；二是向各界人士征集史料；三是評審稿件；參與編輯出版文學史書。

不過，他們并不覺得這是一種負擔，而是爭先恐后地投入到工作中，努力還原歷史真相，為此傾注了很多心血。

楊伯濤重生后也過上了好日子，不僅當了文史委員，還是政協委員。

那時他會去北戴河度假，吃完飯去綠樹成蔭的草坪散步，穿上汗衫，上面印著幾個大字：抗美援朝，援朝。

楊伯濤說，這件運動衫是中央電視臺在抗美援朝紀念活動中送給他的紀念品。這象征著他的電影《關于美軍戰術之研究》是有價值和有意義的，楊伯濤對此充滿了自豪感。

結語

功德林和國民黨戰犯已經成為歷史詞匯。在漫長的歲月里，這些人也為新中國留下了一筆非常寶貴的財富。

1995年，全國政協召開文史資料座談會。會上，回顧了文史委員撰寫的文字長城：展出文史資料1000余冊，專題資料4000余件，總字數約16億字。昔日的敵人，如今是大眾；前囚犯現在是一名敬業的文史專員；過去的血腥仇恨現在已成為具有非凡歷史意義的文件。

歷史教給我們的不僅是仇恨，還有影響、蛻變、新生。

參考：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

《國民黨首要戰犯改造秘檔（一） 第一監獄：從功德林到秦城》

《竭心盡力工作的文史專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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