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食品安全問題的執行不力與地方保護是核心

　　民以食為天，得罪“天”的事當然要重懲了，傾家蕩產，甚至搭上性命，都不為過。不過，萬事都有度，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加大懲處力度，這個“力度”也得有個起點、有個范圍，絕不能是無限度的。

河南食品網訊：

　　解決食品安全問題要靠嚴刑峻法，這在民間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在日前召開的深圳政協五屆四次會議上，有政協委員提出，政府應加大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用天價罰單以儆效尤，以生產問題食品將可能直接導致企業破產的后果為代價，造成嚴重后果的，可以故意殺人罪論處，以抑制企業的僥幸及暴富心理。

　　民以食為天，得罪“天”的事當然要重懲了，傾家蕩產，甚至搭上性命，都不為過。不過，萬事都有度，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加大懲處力度，這個“力度”也得有個起點、有個范圍，絕不能是無限度的。有人擔憂，如果缺少一個限定條件，基于蝴蝶效應中反映出來的任何微不足道的行為，都可能與一場大災難存在因果關系的邏輯，人的行為就不會有任何穩定性預期可言。一旦這樣，就不是加大懲罰力度的問題了，而是徹底的法律恐怖主義。

　　其實，在食品安全問題上，就目前的情況看，對“法律恐怖主義”的擔憂倒是大可不必的，就算“以故意殺人論處”能寫入相關法律，也遠談不上“恐怖”。當然，這個擔憂在某種意義上卻是一個提醒：民間對“重典”的過度期待，一方面反映了當下食品安全現狀的確不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打擊食品安全違法犯罪的力度的確不夠。

　　事實上，翻檢包括《食品安全法》在內的現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就會發現，我國在懲處食品安全犯罪方面并不手軟，有些法律條款已經體現出了“重典”意味。修訂之后的《刑法》明確規定了“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兩種直接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最高法定刑分別可達到無期和死刑。這說明，中國的食品安全法律盡管不一定達到像雀巢大中華區總裁狄可為所說的“比美國還嚴厲”的“世界上最嚴”，但稱“峻法”應該是沒問題的。而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中，三鹿董事長被判處無期徒刑，部分直接責任人被判處死刑。這樣的判處結果表明，在食品安全上我國也有“嚴刑”實施。

　　既然有重典，那么為什么人們所期待的治劣效果卻并不明顯，食品安全問題仍然頻現呢?答案很簡單。劍雖利，不揮斬，就是廢鐵一塊;典再重，不執行，就是廢紙一張。我國當下食品安全問題的核心，就是法律法規執行不力。而執行不力的最大問題，是地方保護主義。不少地方政府官員頭腦中GDP至上觀念嚴重，對提供利稅的企業有一種自家人式的偏袒心理。企業出了問題，不是嚴格監管，而是授意執法部門從輕發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尤其是那些大型跨國企業，它們往往都是地方政府的座上貴客，后者好生伺候還怕不到位，監管執法自然要往后靠了。某跨國飲料巨頭曾被曝光產品出現問題，引得各路媒體前去采訪，結果卻遭當地政府阻攔，根本進不了廠，直到上級發話壓下來，才不情愿地配合調查。

　　地方保護，人所共忿，卻很難根除，原因就在缺少問責。而行政問責不力，恰是執行不力的一個根本性原因。當市場出現問題時，向政府問責責無旁貸。政府的責任包括制定、執行行政法規，參與市場監督，對經營者進行職業道德教育等。把這些職責都搞好才叫真正的執法。在這方面，如果有失職、瀆職者，就應該讓他們下課，嚴重者則追究法律責任。令人遺憾的是，查詢已經發生過的食品安全事件，真正的行政問責卻很少看到。現在，各地都開始實行食品安全一票否決制，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我們希望這一制度能夠推動問責見實效，并長期堅持下去見長效。

　　當然，執行不力還與當下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的職能部門“碎片化”管理、法律渠道不夠通暢、媒體輿論參與監督存在誤區、民間NGO公益組織缺失且消極、職業打假人法律地位尷尬等這些問題有關。所以，構建食品安全防線，重典之外，更要強調執行，要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形成群防群控工作格局，以強大的社會合力“執”之，能不“行”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