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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事件】河南男子靠打食品安全官司謀生 曾一次拿到6.5萬賠償

發布日期:2012-12-12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瀏覽次數:5733

購買食品標簽多無貯存條件和食品添加劑未標注通用名稱向有關機關進行投訴,因經營者對此有不同理解,故實踐中爭議頗大”,所以希望衛生部公開“新的食品標簽標準都征集了哪些寶貴意見,如何修改以及何時出臺等事項”。

河南食品網訊: 39歲的河南男子趙正軍微微發福,因脂溢性脫發,腦門頭發稀疏,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大不少。看記者專注地看他,趙正軍上來給記者一個幽默:“俺頭發少,頭皮硬。”河南地方媒體報道時說。

  “從判決可以看出,審議庭的法治精神和意識,能夠給我們消費者樹立起法治社會的希望。”趙正軍略有河南口音,聲音不大,說起話來極有耐心和條理。

  這并非趙正軍的第一次。

  當時是在2010年11月,《食品安全法》實施即將兩年,《預包裝食品標簽通則標準》征求意見也一年有余,卻遲遲無法出臺新的標簽標準。

  趙正軍提起信息公開的理由是,“購買食品標簽多無貯存條件和食品添加劑未標注通用名稱向有關機關進行投訴,因經營者對此有不同理解,故實踐中爭議頗大”,所以希望衛生部公開“新的食品標簽標準都征集了哪些寶貴意見,如何修改以及何時出臺等事項”。

  2011年3月,衛生部政務公開辦公室作出答復說“申請事項不屬于信息公開范圍”。

  趙正軍于是將衛生部起訴至法院。

  案件審理期間,在2011年5月14日,衛生部通過媒體發布了《預包裝食品標簽通則標準》等四項新的國家標準。

  當時案件同樣由北京市一中院審理,最終判決衛生部在30日內對趙正軍的行政復議申請做出行政復議決定,并由衛生部負擔相應的受理費用。

  不過,趙正軍說衛生部的最終答復仍是申請不符合期限規定。

  得到這個結果的時候,趙正軍訴國家質檢總局和工商總局兩案,在北京市一中院一審被駁回。

  此事鼓勵了趙正軍,“因為此前的經驗,我對北京市一中院獨立辦案的問題還是很有信心的。”

  衛生部2010年公布了新修訂的生乳標準,乳蛋白含量從1986年的每100克生乳不低于2.9克降到了2.8克。這個低于發達國家3克以上的標準引起了爭議。

  趙正軍于2012年1月向衛生部申請公開“《生乳》(GB19301-2010)等66項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查、討論中專業分委員會編寫的會議紀要”;用途為“購買生乳、了解標準制定情況”;所需信息的提供方式為“紙質”;獲取信息的方式為“郵寄”。

  有關申請信息公開的書面文件也是用掛號信郵寄到北京的。衛生部答復的《非本機關政府信息告知書》說: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委員會是負責審查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草案科學性和實用性等內容的技術機構,其會議紀要不屬于衛生部政府信息公開范圍。

  趙正軍遂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訴訟。他對2012年6月的庭審記憶猶新。

  那天從鄭州到北京的火車晚點2個小時,而按照計劃,他本應在開庭前1個半小時抵京。

  “我一個人坐在火車的座位上,看到車開進北京市區后,覺得路特別漫長。那邊我的代理人打電話催我,說馬上就要開庭了,當時恨不得能跳下火車去庭審。”火車進站后,他一路小跑到車站外面,坐了出租車就直奔一中院,“庭審已經開始了20分鐘,我恰好在舉證之前趕到,算沒有耽誤事情。”

  庭審不輕松,被告的理由很多,比如申請公開與原告個人生活無關等。

  其中一個是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請公開工作的意見》,“行政機關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獲取的內部管理信息以及處于討論、研究或者審查中的過程性信息,一般不屬于《條例》所指應公開的政府信息”。

  衛生部的代理人說,該會議紀要即屬于過程性信息,一旦公開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增加行政管理工作負擔。

  “庭審的審判長一視同仁,完全是站在中立的立場。”趙正軍說。他的兩個代理人都是私交朋友并非專業律師,主要是因為生活在北京,可以幫他做一些材料方面的事情。

  庭審后,3個人在北京市一中院附近吃了頓火鍋,他坐上火車回鄭州,“買的是慢車的座位票,到家已經第二天上午7點了。”

  【生計】

  坦率講,趙正軍的生計就是和食品安全糾纏在一起。

  他出生在河南省鞏義市回郭鎮的一個村子,由于經濟條件等原因,高中一年級沒有念完就輟學打工。

  “打過各種各樣的零工,還開過一個小餐館。”他說經歷過各種社會閱歷之后,直到五六年前因為一次關于食品安全的維權,才發現這是條“生財之道”。

  不過對于這次“啟發性”的維權事件詳情,趙正軍卻堅稱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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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情況是,后來趙正軍放下了手里的其他工作,專門打起了食品安全的“官司”。“這周就有3個庭要開。”

  具體而言,就是找到存在過期、價格欺詐等問題的食品,一次就買幾百元再進行索賠。趙正軍的觀點是,“我把過期食品買去索賠了,其他消費者便可以不受害了”。

  他說這份收入能保障一家人的生活,“打假索賠也能支付那些行政復議和訴訟的費用,當然還要想法子有點積蓄。”趙正軍一家人目前租住在鄭州市生活,他希望努力工作盡快在鄭州市購買一套住房,“這個夢想,應該也不會太遙遠吧。”

  河南記者孫斌因為工作關系,經常和趙正軍接觸,“普通人一個,放到人堆就找不到了。但他為人沒有問題,每句話,針對每個人都會有理有據。雖然是初中畢業的學歷,到現在仍然是農民身份,但他對行政訴訟十分精到,連專業的律師也未必是他的對手。”

  每年幾十起訴訟案件,很多法律條文趙正軍都能準確地背下來,“他打官司的對象很多都是政府部門,比如工商、物價、質檢等。官司打多了,很多人都成為朋友。”孫斌說,除了食品安全領域,趙正軍也關注市民生活的不少領域,比如短信收費、公共汽車收費、公交車IC卡押金、供暖聽證等,都會成為他打官司的內容。

  據孫斌了解,趙正軍的妻子也是農民出身,同樣沒有穩定工作。雖然完全依靠打官司維持著生活,但他覺得趙正軍經濟條件上不成問題,“他對食品關注多,研究也多。按照相關食品安全法律,就是假一賠十。他就靠這個生存,當然,有些舉報也能得獎。”

  孫斌說趙正軍很少抽煙,也不太喜歡跟別人喝酒。家里的孩子正讀小學,而趙正軍說孩子太小,不能和他講關于自己生計的任何事情。

  不過,他對本刊記者講話的意思中,一直認為這是一份正常、正當的工作。當然有些話也在拔高,比如“我就是要促進中國的食品安全進步和信息公開。”

  據孫斌描述,趙正軍曾經拿到過單筆6.5萬元的賠償。

  與頗有收入的“職業打假人”相比,行政訴訟可以讓趙正軍有另一種收獲。收到北京市一中院判決結果后,他就給朋友打了一圈電話,其中也包括地方報紙的記者。

  幾次申請信息公開的訴訟后,趙正軍的名聲就大了起來。比如有人說他是“河南法治第一人”,還被媒體寫進“紀念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施行3周年”的報道里。

  【年度總結】

  2011年,趙正軍寫了一份《年度行政復議和訴訟分析報告》。報告分為上下兩篇,共接近萬字,總結自己一年中所做的“工作”。

  “向復議機關提起行政復議181起,其中不予受理8起,主動撤回60起,審結78起,其余在審。”

  這些被申請人和被告也被趙正軍總結出來,“主要集中在工商部門,其次質檢,再次物價,以及商務、煙草、國稅、地稅、衛生、藥監、國土、編辦和各級政府等。”

  在報告中趙正軍還進行了分析:行政不作為案件大幅度下降,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爭議案件劇增。“對于行政裁判后被撤銷或者責令履行職責的,90%以上的行政機關能自覺履行,但仍有個別機關還存在對抗或者變相不履行行政裁判的情形”。

  報告中還羅列了他認為精彩的10個案例,包括“電腦截屏能否單獨作為證據適用”、“行政機關收到證據后應盡保管義務”、“復議機關用告知替代復議決定于法無據”等。

  最后還提出了建議:“裁判文書中應當明確責令履行期限”、“加大敗訴案件的問責力度”、“多渠道提高行政執法水平”等。

  在總結報告中,趙正軍還學習一些官方文件,提供報告的主題詞,并羅列了呈、報、送的多家河南以及鄭州的政府機關單位。

  讓趙正軍覺得驕傲的是這些案例在發表之后,被河南省的一個政府部門掛在了單位的官網上,“總結的目的是讓自己不再犯錯誤,當然同時也希望相關政府部門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應該說有一半以上的案例,是得到了我想要的結果。”趙正軍說,目前存留下來的處罰決定書有近100份,“當然,也經常碰到敗訴的時候,那說明我有些認識是不正確的。既然存在偏差,每次敗訴后我都會認真總結經驗,避免之后再犯類似錯誤。”

  趙正軍認為,目前鄭州的商品標簽應該在國內是比較規范的。而大量訴訟案件的結果,就是趙正軍去一些超市的時候,也會被超市的負責人認出來,“他們不會拒絕我到超市去購物,起碼在表面上還是持歡迎態度的。”

  有些網民將趙正軍歸為打假斗士、公共維權人物,而另外一些人則將他視為刁民。

  趙正軍承認這份“工作”的生存空間將越來越小,“當食品安全不再有漏洞的時候,也就是我失業的時候。”趙正軍說,自己也希望這一天能早點到來,而在他眼里,至少未來三五年還不會“一步到位”,所以目前還沒有改行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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