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夜間10時，盧漢率領全省軍政人員，在昆明通電全國，舉行起義，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當日19時，盧漢在其私宅宴請美、英、法國領事，車馬盈門，賓主盡歡，以迷惑蔣介石的軍政人員和特務耳目。

盧漢起義，打亂了蔣介石將殘存軍事力量由四川逐次撤向云南的計劃，阻斷了國民黨軍逃往國外的企圖，并在起義過程中扣押了一批國民黨三大特務系統的高級特務，他們中有：

5名少將級軍統大特務:

國民黨軍隊國防部保密局（即軍統局）西南區區長兼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

副區長兼重慶衛戍總部稽查處長周養浩

保密局經理處長郭旭

總務處長成希超

云南站站長沈醉

屬于中統局系統的有:

內政部調查局云南調查處處長孫秉禮

調查統計室主任查宗藩

川滇黔鐵路調查處長刁寄萍

副處長隆曙明等；

屬國防部二廳（軍事情報系統）的有:

副廳長沈蘊存

云貴特派員公署參謀長溫天和等

共20余人。

在國民黨軍統系統的大特務中，沈醉年輕干練，能力極強，20多歲就當上了少將。與其頂頭上司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軍銜同級（軍統局后改稱國防部保密局，因其首任局長戴笠死時為少將，因而其后所有軍統特務的軍銜不能逾越），12月10日也致電所屬軍統工作人員，稱他本人也絕對服從盧主任命令，望所屬工作人員一致遵照，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動，所有武器立即交出，所有通訊器材不得破壞，遵照呈繳，自動出面辦理登記手續，切勿逃逸，有立功表現。

在審訊過程中，沈醉在共產黨政策的感召下，痛哭流涕，以沉重的心情回憶了自己貧寒的家境和慈祥的母親，并悔恨自己違背了母親“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的教誨。 身為湖南湘潭人的沈醉，記憶力好，講問題干脆，不但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而且主動檢舉了他所知道的軍統局潛伏在云南、貴州地區的特務人員。 經全力抓捕，這8個特務潛伏組的40余人被捕獲，僅少數逃往境外。

在被扣押的軍統特務中，徐遠舉、周養浩職務最高，掌握機密情況自然也是最多的，所以，他們的恐懼心理特別重，交待問題時，吞吞吐吐，避重就輕，思想包袱很沉重。

政策攻心與生活優待雙管齊下，這兩個國民黨軍統系統中在西南地區的最高頭目，交待了“軍統局西南地區應變計劃”，即： 潛伏計劃、游擊計劃、破壞計劃和還鄉計劃。

此次云南起義所扣押的中統特務中，還有查宗藩、孫秉禮和刁寄萍等老資格的大特務。 中統特務們，思想反動、罪惡深重，所以都采取了避重就輕的策略，企圖蒙混過關，實在賴不掉的，就強調客觀原因，遲遲不肯招供。 面對這些老油條的軟抵抗，審訊人員恩威并施，曉以大義，促使他們交代了中統潛伏計劃和特務名單。

在中國共產黨政策與審訊人員的精心感召下，對這批國民黨高級特務的審訊工作，歷時一個多月，取得圓滿成功。

根據審訊所獲得的情報，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安、保衛部門和人民解放軍，不但弄清楚了國民黨政權在潰逃臺灣的前夕所制定的“四大計劃”，且基本掌握了三大特務系統在大陸潛伏的特務網絡，弄清楚了國民黨政權三大特務機構的內部組織情況和所進行的一些重大特務活動情況。 這些具有極其重要價值的情報被迅速送達有關部門，在最短的時間內，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及時粉碎和阻止了國民黨潛伏特務的破壞行動，保衛了年輕的政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完成突擊審訊任務后，按照公安部和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安排，這一批特務戰俘被送往重慶，后經過正式宣判，分別關押在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和北京功德林等處監獄，繼續進行審理和教育改造。

在功德林監獄關押期間，由于沈醉積極改造，表現良好。 1960年11月28日，他入選第二批特赦人員名單。 恢復自由之后，他當了一名文史專員，開始了平靜的生活。 5年后，他又結識了一名叫杜雪潔的女孩，并與之結婚。

1980年經有關部門調查證實了他協助盧漢起義的是事實，恢復了他起義將領的身份，給予其副部級待遇，此后沈醉投身于寫作，先后寫出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我的特務生涯》等回憶錄，1996年3月18日他病逝于北京，一代軍統巨頭走完了他曲折的一生，終年82歲。

在改造期間，周養浩態度很執拗。 由于他是法律專業出身，每次提審時，他都拼命辯解。 有時甚至裝病躲避勞動，他一直到1975年才獲得特赦，特赦后他選擇了去美國定居，1990年他在美國病逝，終年80歲。

而徐遠舉逐步認識到自己的罪行，認真悔罪，態度非常積極。 他積極參與勞動，還學會縫紉、園藝等技能，等待著特赦的一天。 然而1973年一件偶然的小事卻打亂了一切，在一次勞動工作中，因為他縫補的衣服沒有達到質量要求，工作人員要求他返工，要強的他當天和其他人就吵了幾嘴。 可能是白天受到了刺激，他晚上大冬天洗起了涼水澡，結果引發腦血管破裂并死亡，終年5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