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我TL上出現的這個問題下的問答，發現問題不少，想想還是寫個答案吧。

首先要說的是，馬鐙和高橋馬鞍在中國出現的時間遠早于網上流傳的一些常見說法。

先說馬鐙。

螺旋真理 的回答里說了，馬鐙分很多種，這不是簡單的一個詞就可以概括的。我先從這里講起。

從形式上看，馬鐙有軟的、硬的，單的、雙的；從款式上看就更多了，王鐵英先生在《馬鐙的起源》一文中，將其分為ABCD四大類，在這四大類下面還有各有很多分支，加起來大約有幾十種之多。

這四大類，分別是A型的直柄橫穿型馬鐙，B型壺鐙、C型T形柄金屬馬鐙和D型的8字形馬鐙。

我國使用的大都是A型，即直柄橫穿型馬鐙。此處應有慣例文字出場——我手上正好有一個，是清代錽金銀的A型鐙，標準說法是A型VI式寬踏板直柄金屬鐙中的II式直柄橫穿馬鐙，一口氣說完這個肺活量有點吃力……這種鐙的直柄已完全退化，只在橫梁上有個穿，供懸掛使用。它長這樣：

具體馬鐙的各型各式分類很容易搜到，我就不羅列了，不然一定有人指責俺搬運抄襲，有興趣的朋友自己搜下吧。

然后就是我國馬鐙出現的年代。

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的規范，考古和歷史研究學科當然也有自己的規范，很多時候，討論問題乃至看文章，都得先了解規范，才不會說錯話。不然很容易理解上出現問題或者歧義。

譬如，我國馬鐙什么時候出現的？如果不限定形式，只是指裝在馬上供腳踏的馬具，那么，從考古實物看，硬馬鐙出現是在東漢。

1973年湖北烏林出土有東漢晚期銅馬鐙一只，一坑所出的還有“建安八年”也就是公元203年的銘文硯一方。

在遼寧北票喇嘛洞M266墓出土一對木芯包銅馬鐙，時間約為晉太康十年，也就是公元289年后一段時間。

湖南長沙出土有西晉永寧二年（302年）的陶俑，有一個三角馬鐙。

而6-70年代，南京象山的東晉瑯琊王氏族墓的7號墓出土有一個配備了雙鐙的陶馬，墓葬年代是東晉永昌年，也就是公元322年前后。

再就是螺旋真理提到的1965年出土于遼寧省馮素弗墓的一對鎏金桑木芯銅馬鐙，墓主馮素弗是五胡十六國時期北燕漢族貴族，死于公元415年。

這幾件和馬鐙有關的實物，嚴格說來，表現了這樣一個狀況：我國最早出現硬質金屬馬鐙的年代是東漢建安年間，目前所見為單鐙，無法判斷是否有雙鐙。

最早出現雙鐙造像資料的，是東晉，但無法判斷材質。

最早出現的硬質雙馬鐙的年代是晉及晉剛滅亡后的南北朝初期。

但是，這只是考古實物史料。圖像史料上，馬鐙的出現要更早。

譬如以造像著名的青州地區，就出土有一塊漢代畫像石，現藏青州市博物館，上面可以清晰地看見騎者是踩有馬鐙的。

因此，單從馬鐙出現年代這個問題看，可以非常明確地說，我國馬鐙至遲在漢中期就出現了。只不過目前無法判斷是單鐙還是雙鐙，是軟的譬如皮質，還是硬的如木質或金屬質地。同時，也無法判斷在此前是否存在軟質馬鐙，譬如皮質或者植物纖維質地的繩狀鐙環——因為缺乏實物史料，而文字和畫像史料在此前又過于簡化，或不重視，因此目前還未發現相關證據。漢晚期建安年間的馬鐙是金屬馬鐙，但只有一個，目前無法證明其為雙蹬。

這是沒有討論馬鐙確切定義的資料羅列。在這個前提下，馬鐙在中國出現的年代問題，暫時告一段落。

然后是當前問題里與馬鐙及戰爭有關的高橋馬鞍問題。

高橋馬鞍，當然不只和戰爭有關，但卻是極大提高了騎兵戰斗力以及改變戰斗方式的重要道具。這點有很多專業論著里都有大量篇幅，這里就不多說了。

高橋馬鞍的實物資料，最早出現于甘肅武威市雷臺漢墓，這是東漢晚期的“守張掖長張君”之墓，墓內出土武士俑99件。其武士俑的馬匹上裝備的均為高橋馬鞍，無馬鐙，武士均手持長戟，為貼身近戰的白刃騎兵，也就是歐洲所謂的重騎兵——此處得說明一下，有的西方學者如杜伊普，在古代兵種分類上是把弓騎兵分為輕騎兵，白刃騎兵分為重騎兵的，這是以兵種類型區分的分法，而不是以被甲程度區分的分法。

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知道，馬鐙在漢代的軍隊中，或者說在全國區域內，并未普及，至少還未列裝部隊。如東漢晚期的武威市雷臺漢墓，武士俑裝備均為高橋馬鞍，但無馬鐙。而早于此墓的西安漢墓里，卻出現了貴族游獵時馬匹配備馬鐙的圖像。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至遲在東漢，中國軍隊就配備了高橋馬鞍，而馬鐙雖然早在西漢就出現了，但此刻還未在軍隊列裝，也就是說，沒有普及，沒有投入戰爭，還只是一些貴族的用品。

這里我需要強調一下一個之前沒有討論的問題：馬鐙的定義。

齊東方和王鐵英先生都認為，真正的馬鐙，應該指的是只限于懸系在馬鞍兩側，以方便騎馬者上馬和在騎乘時支持騎馬者雙腳的馬具。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改變了騎兵性質和后來戰斗作戰方式的硬質雙馬鐙。

如果不考慮這個定義，把王鐵英先生認為的不屬于馬鐙的“馬腳扣、趾鐙和單鐙”都算進去，那么目前我們知道的歐洲大陸的馬鐙，出現年代確實要早于我國。而同時還存在的問題有，他們也還未配備硬質高橋馬鞍。事實上騎兵要成為戰場王者，真正的馬鐙和高橋馬鞍缺一不可，單是一個的出現并不能使兵種和戰爭形態發生重大變化。

在我國這點表現得非常明顯。

早在戰國時期，譬如著名的長平之戰，秦軍名將白起就使用五千騎兵奔襲趙軍增援通道，將趙軍分割包圍。

到了漢光武帝時期，則直接出現了如“光武北擊群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這樣的記載。

然而即便如此，哪怕是漢武帝傾全國之力集結數十萬馬匹而成的騎兵，也沒有成為戰場王者。

原因很簡單，這個時期的騎兵，實際相當于快速機動部隊，在戰場最大的作用，就是快速投放以及快速機動突然進行襲擊。單純就戰斗力而言，并不比步兵高出多少，遠沒有形成壓倒性優勢，后世騎兵那種可怕的戰場沖擊力并未被發揮出來。但是，騎兵的成本卻比步兵高很多，至少要多一匹馬和它的消耗是不是。

事實上這個時期的騎兵，更多的情況是到達戰場后，下馬作戰。不是說沒有雙馬鐙和高橋馬鞍就不可以在馬上作戰，而是想在馬上左右刺擊盤旋如飛，必須要有硬質高橋馬鞍和硬質雙馬鐙，缺一不可。沒有這兩，騎兵就無法成為戰場王者，只能是快速機動部隊。

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弓騎兵了。因為弓騎兵可以不用這兩也在馬上射擊，還可以停下來射。但沒有這兩樣，戰斗力也一樣會大受影響，因為他無法在馬上直立起來，以及依靠高橋馬鞍進行射擊，因此無論是射擊速度還是精度以及范圍，都會大受影響。這是2014年土耳其傳統弓大賽的幾張照片，射手都是直立前傾，從照片上就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為什么需要硬質雙馬鐙和高橋馬鞍了。

弓騎兵尚且如此，白刃騎兵對硬質雙馬鐙和高橋馬鞍的需求和依賴，當然更大，而且大到足以讓他們在這兩道具沒有出現以前，無法成為戰場王者。

所以不要想當然或者很輕易地說，沒有高橋馬鞍和雙馬鐙一樣可以怎么怎么。是，當然，沒有這兩，你依然可以在馬上射擊和砍殺，但是因此受到的限制以及存在的弊端，足以讓你永遠無法成為戰場王者。這就是為什么在配備了硬質雙馬鐙和高橋馬鞍的高速沖擊騎兵出現后，戰場形態和戰斗方式會瞬間出現巨大轉變的原因。

問題的另外一部分，螺旋真理基本都說到并引了資料展示，我再補充一些。

馬鐙的研究，實際在我國以及世界范圍都是比較早，我國早在5、60年代就開始了對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論著論文，如1959年發表的柳涵先生的《北朝的鎧馬騎俑》，及1961年發表的對此文觀點進行探討的武伯綸先生的《關于馬鐙問題及威武漢代鳩杖詔令木簡》，韓國日本也多有著述，綜合而講，基本上亞洲馬鐙的起源，都被歸于中國。

事實上對中國古代戰爭，長期以來存在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區，那就是農耕文化的中原軍隊戰斗力低下，無法和游牧民族抗衡。這其實是非常錯誤的。

我們以漢代為例，以步兵為主戰兵種的漢軍，其戰斗力是非常強悍的，強悍到可以以一敵五，哪怕是匈奴在得到了大量漢朝先進技術和器械后，也依然可以以一敵三。整個戰爭和戰役的勝負，并不能絕對說明軍隊戰斗力高低，一場戰爭以及異常大戰役的勝負，涉及非常多的因素，如最重要的問題補給，氣候和環境，作戰周期，等等等等，都可以瞬間讓部隊裝備和戰斗力都占優的部隊全面潰敗，歷史上這種情況太多了。

如李陵五千步兵出塞后，大戰十萬匈奴騎兵，前后殺傷兩三萬，自己才損失不到一半，如果不是箭矢用完，就是一場完勝。這還是步兵被騎兵追擊時發生的運動戰戰果。

漢名臣晁錯著名的《言兵事疏》里，曾有這樣一段論述：

而另外一位漢代名將陳湯，在和皇帝奏對的時候，也有幾乎完全一樣的描述：

這兩人的論述，其實包含了非常重要且龐大的信息量。首先是漢軍單兵和集體戰斗力遠勝匈奴，這已不需要討論，我們要討論的是其他問題。

問題一，匈奴軍隊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馬不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的技術，中國騎兵不如。但是——問題來了，“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

習慣上我們認為利于步兵作戰的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的地形，在他們的討論里，反而是匈奴騎兵占優。而我們認為應該利于騎兵作戰的平原，卻是騎射技術都弱于匈奴的漢軍占優。

這是為什么？

文中兩個字很重要：車騎。無論是李陵，還是晉代以數千車兵橫掃草原滅匈奴的驍將馬隆，他們都有一項強悍的點成MAX的技能：車戰。

漢軍的戰車，是以馬匹驅動的活動裝甲堡壘，可以連接成移動長城，在當時對匈奴來說，基本就是個無解的BUG存在。漢軍通常將騎兵藏在車陣內，等對方被弓弩等射遠武器攻擊受到重創后，再打開車陣，騎兵出擊。

又一處需要注意的重點來了——重甲利刃的漢軍：

騎兵何以舍長取短下馬地斗呢？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當時劍戟相接的肉搏戰，馬上不如下馬，所以才會出現重甲利刃的漢軍下馬地斗這一狀態。

沒有真正的作戰雙馬鐙前的騎兵和作戰方式，晁錯說得很清楚了。

我們再來看看晁錯說的漢軍優勢。

漢軍優勢，實際是全面壓倒性的優勢，總結一下：漢軍攻防利器車陣，匈奴無法抵擋。弓弩射遠器械，匈奴不如漢軍。武器的完整體系方面，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匈奴不如漢軍。部隊軍事素質及遵從號令，匈奴依然不如漢軍。下馬格斗短兵相接，匈奴還是不如漢軍。

匈奴的優勢就三個，其中兩樣和馬有關，一是騎術好，二是馬好。實際這兩都是天賦技能，從小生活在馬背上，以及馬種好。然后就是能吃苦……說明匈奴比中原生活條件惡劣多了。

匈奴在和中原的多次戰爭中，當然會獲得中原地區的一些技術和裝備，但即便如此，也依然只能提升到陳湯所說的以三敵第一，得三個匈奴兵才能對付一個漢軍——這不是江湖斗技單挑，而是指軍陣戰斗。換句話說，陳湯認為在正常情況下，匈奴得出動三倍兵力才能擊敗漢軍

說了那么多，我想說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原的科技和生產力水準遠遠高于匈奴，漢軍強悍的戰斗力來自于強大的科技和生產力。

這是為什么真正的雙馬鐙會出現在中原農耕地區而不是游牧民族地區的根本原因。

至于中國還是外國發明的問題，這也是學術界長期研究的問題。學術專業問題，我們還是相信專業學者的判斷及大多數學者的認知吧。遼寧考古所研究員田立坤先生在《古鐙新考》中有這么一段表述，我直接引來作為答案和結語吧：

關于馬鐙的產生，楊泓先生認為也許“人們對于完備馬具（指具有鞍和鐙的馬具具———筆者注）的需求情況是：過著游牧生活的騎馬民族并不迫切，而非騎馬民族為了掌握騎術，自然更迫切地求助于完備的馬具”。

先生根據三國時期出現的高橋鞍加大了上馬的難度，認為“也就在這個時期，幾乎與高橋鞍定名的同時，我國發明了上馬用的單馬鐙……可以說我國馬鐙的發明是以使用高橋鞍為前提”。

在《中國早期馬鐙的有關問題》一文中認為世界各地“馬鐙出現的時間都晚于中國”，“在真正馬鐙出現之前，在中亞、西亞和中國曾有一個使用單鐙的階段”，“可以推測，在4世紀之前，馬鐙已經出現，并且是游牧于中國北方的騎馬民族發明的”。

”、“壺鐙”、“T形柄金屬馬鐙”、“8字形馬鐙”四個類型，“這四個類型既相互關聯，又各自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大概情況就這樣了。

文中一些判斷上的差異，譬如孫機先生說三國時期出現高橋馬鞍等，其實這類問題在考古和歷史研究中經常出現。

蓋因我國考古研究資料電子化和聯網共享水準很差（我就不多吐槽了，不然可以寫本書），幾十年前的考古項目到現在還沒看見考古簡報的情況也比比皆是。而又譬如A考古所庫房里有的實物和史料，除他們之外誰也不知道詳細情況，甚至他們都不知道只是因為前任退休了這種情況，依然比比皆是……實不足為怪，也不影響結論，大家不要疑惑。

然后就還是前面說的問題，考古和歷史研究有自己的規范，譬如馬鐙這個事，定義和概念就首先要確定，我們才可以討論下去，不然就是雞同鴨講。

我認同齊東方先生所說世界各地真正的馬鐙出現的時間都晚于中國，以及王鐵英先生在《馬鐙的起源》里“單鐙并非騎行使用，它和馬鐙的功用是截然不同的”、“馬腳扣、趾鐙和單鐙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馬鐙，一些漢代青銅牌飾圖案也不能肯定有馬鐙。如果把它們和馬鐙混為一談，我們將永遠無法認識馬鐙的真正起源。所以本文討論的馬鐙，只限于懸系在馬鞍兩側，以方便騎馬者上馬和在騎乘時支持騎馬者雙腳的馬具”這一觀點的。

因為從目前發現的圖像資料，表明即便漢代貴族出行游獵時有使用“馬鐙”，但時至東漢，軍隊還沒有配備“懸系在馬鞍兩側，以方便騎馬者上馬和在騎乘時支持騎馬者雙腳的”馬鐙，就可以證明此言非虛。

再就是楊泓先生說的“人們對于完備馬具的需求情況是：過著游牧生活的騎馬民族并不迫切，而非騎馬民族為了掌握騎術，自然更迫切地求助于完備的馬具”——因此農耕民族在更迫切的需求推動下，在擁有比游牧民族更高的科技和生產力水準支持下，最終率先研發出了懸系在馬鞍兩側，以方便騎馬者上馬和在騎乘時支持騎馬者雙腳的馬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