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五（6月28日）即將在大阪舉行的G20峰會上，中美兩國元首將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自5月中美上一輪經貿磋商后，6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話，敲定在G20峰會期間舉行兩國最高領導人會晤。

至此，中美兩國能否通過此次會晤，在經貿問題上達成更大程度的共識，遂成為大阪峰會上最值得期待的懸念。

各方期待中美最高領導人會晤能打破僵局

（圖片來自網絡）

2019年6月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承辦方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以下簡稱CDRF）和哈佛大學合作舉辦的第16屆“構建21世紀金融體系”中美研討會上，我們與前美國財政部亞洲助理副部長多納進行了一次深入交流。

多納在會議間隙接受欄目專訪

二十多年的財政部生涯中，多納歷經五屆總統執掌下的美國政府，并多次參加與中國政府的談判。

對中美經貿關系的未來，美國政府官員作何想法？

多納認為，管理中美貿易關系將是中美兩國的一項長期任務。

面向未來，不斷加強了解、保持溝通的重要性，將超越此前兩國交往中的任何時刻。

“中美經貿磋商不是一場商業談判”

CDRF：一年多來，中美經貿磋商歷經11輪，你對磋商的整體印象如何？

多納：我認為，特朗普政府帶著商人的談判意識，并且將貿易談判視為商業談判。早在2017年，他們就認為與中國的全面經濟對話（CED）將促成一項快速且成功的貿易協定。

但他們很失望。2017年夏天CED結束，直到2018年，談判才真正開始。這次，他們派出了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領導美方，一個強硬且有能力的談判者。

羅伯特·萊特希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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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萊特希澤先生早就意識到談判中的結構性問題很難達成一致。

考慮到中美間這些棘手的問題，我并不驚訝，也不困擾于談判花了很長時間。

更令我擔憂的是，目前中美雙方關系正朝著更加對抗的方向發展。

CDRF：如您所言，中美兩國關系正朝更具有對抗性的方向發展。在什么條件下兩國關系才能回到正軌？

多納：最重要的是雙方都愿意承認：知道有些問題對你們很重要，我們將盡最大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但有些事情是我們需要的，有些事情是我們做不到的。

與其說是談判，不如說是雙方探索存在的可能性。并且接著上次討論重新開始談判。

就公平與不公平的界限，美國和中國可能看法不一，我們就需要討論政策并試圖就界限達成一致。

這將需要雙方都拿出勇氣，放棄極端立場，繼續開始談判。

多納在2007年中美研討會上

CDRF：就目前中美關系而言，什么是亟需的？

多納：建立一種積極的談判關系。

一個有效率的談判者能看清對方的限制條件，并考慮如何使對方更容易同意自己的要求。

例如，對談判另一方來說，有哪些國內政治的限制因素需要考慮？

此外，國與國之間的談判與商業談判有著根本的不同。它們不像購買房產那樣是一次性的談判。這次談判不會是最后一次。

純粹地從美國自身利益出發，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種談判關系，才能使美國在日后獲得最大利益，而不僅是在這次談判中獲得最多的利益。

“誰當總統問題都將存在”

CDRF：中美經貿領域的合作多年，為什么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中美貿易問題爆發？

多納：的確，中美經貿問題發展了很長一段時間，奧巴馬政府也面臨著許多同樣的問題。

相對于其他國家，中國經濟增長是一個很重要因素。中國經濟規模小的時候，它所做的事情可能會被忽視，但中國經濟規模非常大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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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公眾對貿易及其對美國工人的影響越來越敏感。盡管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了很多，但在過去25至30年里，大多數美國工人的實際收入根本沒有增長，貿易被視為收入停滯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不單只與中國有關，但中國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美國人對國際貿易的敏感性和疑慮，以及國際貿易對大多數美國人有利的程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CDRF：特朗普當選總體是否加劇了美國國內上述局面？

多納：應該說，我剛剛所描述的情況有助于特朗普當選總統。特朗普是獨一無二的、好斗的，他會采取其他總統不會采取的措施。但是，說他是癥結所在并不準確，并且會導致對美國局勢具有誤導性的判斷。

不過我要說。即使2016年是希拉里被選為總統，美國也會走上相同的道路。

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反對跨太平洋(3.570, -0.02, -0.56%)伙伴關系協定（TPP），兩人在總統競選期間，都承諾對中國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CDRF：一種觀點是，特朗普總統希望保持中美經貿談判的現有狀態，直到2020年。您同意這個說法嗎？

多納：我不確定。特朗普總統在很多事情上受到批評，比如比起其他總統，他在同意事情和推翻之前的聲明上，更有靈活性。

我認為他更愿意說“我和中國達成了一項其他美國總統都無法達成的協議”，而不是“即使我們沒有達成協議，我對中國的態度也是最強硬的”。

CDRF：中國會是2020美國大選中每個候選人的話題嗎？ 

多納：是的。我們是雙邊失衡最嚴重的兩個經濟體。在未來，處理這種不平衡并管理這種貿易關系將是中美兩國的一項長期任務。

CDRF：如果2020年一位民主黨人當選，會發生什么？

2020年不論誰當選總統，美國和中國都將繼續在這些技術和產業政策問題上發生嚴重的貿易摩擦和爭端。

這些問題的性質不會改變，而且各政黨都認可必須解決這些問題。下一任美國總統將有自己的個性和處事方式，但問題是一樣的。

不是中國，另一國也會成為抱怨焦點

CDRF：美國公民如何看待中國？貿易戰是否改變了這種看法？

多納：我不認為事情發生了這么大的變化。

在制造業工人中有反對中國的聲音，因為來自中國的進口增加，就業機會減少了。我讀到的新聞里有種普遍的看法是，美國應該與中國有一個更良善、更公平的貿易關系。

美國人想要一個協議，但不想為此做出犧牲。公眾愿意與特朗普總統站在一起，但不是永遠站在一起。

CDRF：有人說，美國對待中國的態度爭議，是美國國內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兩種價值觀的爭端，您同意嗎？

多納：我認為，在很多方面這是一場關于貿易和發達經濟體當下運作方式的爭論。

它關乎那些幾乎沒有能力從一種職業或社會階層遷移到另一種職業或社會階層，并受到貿易嚴重影響的人，而不是那些從全球化中獲得更多技能和教育的人。

這個情況不僅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歐洲。經濟增長放緩，收入增長集中在頂層，中產階級和底層人群的收入和工作保障都沒有增加，這經歷導致了民族主義、反全球主義的情緒。

中國之所以撞在槍口上，是因為中國是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也是進口競爭的重要來源。如果不是中國其他面對類似情形國家也將從中受益，并成為抱怨的焦點。

CDRF：您對美國經濟增長有何展望？

多納：事實上，我對美國很有信心。

我確實擔心美國的財政狀況，不論是當前的赤字還是長期以來的財政前景。赤字限制了政府在基礎設施等關鍵領域中的支出能力。

在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時候存在巨額赤字，在經濟衰退期間，我們的赤字將進一步增加，從而限制我們采取反周期財政政策行動的能力。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有句名言：“生產率增長很重要，從長遠來看，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保羅?克魯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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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我對美國經濟持樂觀態度。它具有創新性，能夠吸引和獎勵人才。它開發和應用新技術。縱觀其他發達經濟體，我不愿意把美國的經濟狀況換成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

美國企業一直在等待事情解決

CDRF：中美關系的今天和未來，會對全球價值鏈將產生什么影響？

多納：過去30年，國際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制造產品組件的貿易，人們稱之為全球化或全球價值鏈，但我認為這是制造業產品生產的拆解。

現在，企業開始更加認真地考慮供應鏈風險。他們可能知道直接供應商是誰，但很少知道誰為這些供應商供貨。小小的中斷就可能造成大影響。規避風險的一種方法是縮短供應鏈，同時將部分生產轉移回國內。

同樣，即使是很小的關稅也可能對供應鏈產生巨大影響。目前，全球關稅格局非常不穩定。我們不知道中美談判和其他談判的結果，不知道我們能否達成協議與誰能達成自由貿易協議。

所有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供應鏈的經濟。

多納在中美研討會上

因此，美國企業一直在等待事情解決，等待一套穩定的關稅和貿易協定出現，對供應鏈中的關稅有合理的預期，這樣就可以計算生產成本和最低成本的供應鏈。

同時，中國也在改變。工人工資在上漲，同10-15年前相比，非技術制造業和組裝業的經濟收益不再那么有利。許多中國公司正在遷往其他成本更低廉的地區。

這是很好的，這是經濟發展和技術升級的結果，使得中國人的收入增加。

CDRF：中美間最壞的情況會是什么？

多納：讓我用風險的概念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為什么要達成協議？答案是，美國和中國的經濟規模非常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補的。

我們擔心來自中國的技術競爭，但我們從彼此那里購買了很多東西，而且由于比較優勢——專注于我們最擅長的事情的能力——每個人的收入都更高。此外，還有一些全球性問題只能通過美中合作來解決。

持續不斷的貿易沖突——尤其是我們兩國經濟的日益脫鉤，以及一種更具對抗性的關系——使我們很難在其它方面展開合作。

多納在參會期間接受采訪

這并不是說我們應該無視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達成協議。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各方的關切和考慮都需要權衡。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真正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并以一種不會讓任何一方丟面子的方式回到談判桌前。

CDRF：您如何看待貿易問題？這僅是貿易問題，還是說涉及軍事和安全問題？

多納：一方面是貿易的不平衡。迄今為止，美國對華雙邊貿易逆差是我們面臨的最大的逆差。這對任何一位美國或中國的國家領導人而言，都是一個重要問題。

其次，在美國擁有商業實力和比較優勢的許多領域，中國都是美國的競爭對手。

第三個事實是，如今經濟問題和國家安全問題有了更大的重疊。在過去，國家安全意味著軍事生產和飛機制造。現在是計算機、電信、關鍵基礎設施以及企業和個人的數據。現在，要純粹地把國家安全問題與經濟問題區分開，難度要大得多。

這三種情況都使中美經濟關系更加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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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F：對解決中美關系面臨的這些問題，您有什么建議嗎？癥結是什么？

多納：現在存在一種危險，即雙方都可能采取令自己后悔且無法逆轉的行動。

雙方需要坦誠地接觸且務實地評估彼此的關切，并努力解決這些問題。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但重要的是開始嘗試。

相比于15年前，中美有一個巨大優勢——雙方都在為拓展更多的專業知識和更好地了解對方而不懈努力。

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美國政府對中國經濟、中國政治和中國政府，包括政府內部以及各部委、機構和國有企業內部的爭論和派別有了更好的了解。

我知道，中國官員對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的理解，也比我剛開始工作時所認為的要深刻得多。

此外，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理解也比以前好得多。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理解，達成有效的協議，包括如何在不令任何一方難堪的情況下進行冷靜的談判。

采訪 - 絲露、張錦

翻譯 - 夏天、雨晴

編輯 - 絲露

來源：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公眾號（cdrf_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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